看来张氏是因为根本就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及1957年以来的政治运动是人治的产物。那么，请这位喜欢实用主义地摘引语录的张先生，把眼睛移到下面所引
“历史决议”和邓小平针对前人的几段名言吧。
“他(指毛泽东同志—引者)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见
“历史决议”)
“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选2-146)“我们历史上……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他指出这种个人高度集权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重大问题。(邓选2-321)他还指出了这种人治的历史与制度根源：“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邓选2-329)
以上都是对毛泽东晚年的人治思想、作风及其危害与根源的深刻揭示，大大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而张文却把郭文据此决议和理论，以及有案可查的大量历史事实所作的研析，斥为“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其无视党的决议和邓小平理论的心态，于此可见!
二、任意打扮历史的心术与手法
正如
“历史决议”指出的：“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而张光博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不惜极力对
“历史决议”已有定论或已予否定和批判过的政治运动，大作翻案文章。
譬如对“反右”斗争和所谓“反修防修”运动，他说：难道“反资产阶级右派和反修正主义也要搭车一并‘纠正’吗?”
其实，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
“历史决议”只是说对“极少数”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接着就指出：“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前一句讲的是对“极少数”人(现已查明或落实的未予改正的右派，全国仅有一百人左右；一说只10来人)，亦即非总体；后一句提为“反右派斗争”则是指整个反右运动，而并未肯定整个斗争或运动是“必要的”。事实上，全国被错划的“右派”达55万人(还不包括错划为右倾受处分的人和数以百万计的受株连的人)，也就是错划的比例占总数的99~98%以上。就作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而言，造成这种绝对的、全面的“扩大化”的后果，难道也是必要的吗?总不能不顾“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吧。可是，张文却质问为什么对反右派也要“一并纠正”?难怪这位张教授在一篇“批判”当今法学界一些学者根据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精神，对法学理论提出的一些新的探索时，竟然说什么这是一些1957年“贩卖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理论的资产阶级右派…又以为时机已到…”大搞“各种西化阴谋”，而上演的一场“闹剧”!(见《当代法学》1996年第2期《法学研究也要讲政治》、《制度、体制和法》两文)在张氏的心目中，这些当年被错划的“右派”，是不该给予“纠正”的；或者把他们打成右派本来就是“必要的”，至今都要剥夺他们的学术研究权利，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