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某人这种超敏的听觉和故入人罪的刀笔，是不值得诉诸理性的批驳的。的确，对那些一贯“左”右逢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鲁迅语)，在错误路线指引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然是过得十分安宁，既不承认也未受过文革这场“空前”浩劫之苦又从未感受过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不宁的。但只要去问问那些年代受过运动的冲击、迫害、折磨，株连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受折腾和挨过饿的数以百万、千万计乃至以亿计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就决不会麻木到感受不到“国无宁日”之痛。(附带指出，郭文在“国无宁日”四字之前，是加了“某种程度上”这个时空范围和量度限制的，而张文的“驳斥”中却撇开这个限制词，为的是好任他去“上挂下联”旧中国的历史!)
如果张光博健忘，我们不防根据
“历史决议”给那些年月的运动开一清单：
1957-反右；58-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59-反右倾；59-61-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挨饿；62-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63-65-农村“四清”运动；63-65-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文艺和学术)领域里开展反修防修斗争；66-76-十年文革。
否认这段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国无宁日”，赞美这些已为党所否定和人民所痛心的历次政治运动，人们不能不担心是不是要让这些事件重演?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张光博进而要粉饰这段痛史。郭文秉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忠实于历史，不为尊者讳；张文却诬称郭文旨在“去其史”，这岂不恰恰是他要为历史翻案的自我心机的表白吗?
三、理论上的贫困，逻辑的混乱和语无伦次
除了上述胡乱的政治上纲外，张文还不忘摆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架势，用他一贯重复炒作的某些谬论，来“驳斥”郭文的观点。诸如把郭认为人权本身(非指人权理论与人权法制)的普遍性、超阶级性，和承认“人类创造的法制文明有共同性与相互继承性”，都批为“资产阶级的阶级观”；把郭文给以肯定评价的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功利主义，批为“19世纪英国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律观”；甚至为了批郭，还以教师爷的口吻，说“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过法的本质‘也是自由’，怎么能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位一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权威自居，并不断挥舞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大棒的先生，不小心露出了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匮乏。马克思早就讲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还指出“真正的法律”是“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1)至于张文把法律的工具论等同于法的价值论；不承认有良法与恶法的区别；以及说什么“人治就是人治，法制就是法制，不能生造出什么‘人治底下的法制’”，从而无视在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下也有完备的法制(法律制度)的历史事实，及其在当代的影响；…等等，只能说明他的“法学理论”的贫困和武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