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决议案》中，苏区中央批评了“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现象。还有向荣提出的离婚后男子对妇女的抚养义务显然过苛的问题，苏区也开始纠正，在湘赣省《婚姻条例》中规定：“……（工）中农及中农以下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男子概不负责，离婚时只能带本人的土地及衣物。”
显然，共产党最终放弃了与妇女的结盟，而恢复了与贫农的共同针对“狡黠的媳妇”的联盟，可能是当时苏区或解放区军事危机趋重的缘故，贫农的参军是党的政权得以生存的有效保证，而限制革命初期的大规模妇女离婚便是迫不得已的了，尽管这将会影响基层妇女干部工作魄力的展现。但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妇女解放的工作任务，而是终于在蔡畅、浦安修等一批坚定而又智慧的女干部的出色努力下，实现了“温柔”的转变。[28]
这一转变不是法令的转变，而是口号的转变，但口号的转变会对苏区政府、法院（根据地时期婚姻案件不是由边区法院而是由边区政府来调解和判决的，到了解放区时代才由法院接管。[29]）的调解和判决产生直接影响。这个转变就是不再讲“婚姻自由”，而是讲“家庭和睦”.A.L. 斯特朗这样记述道，“在农民中推广新思想的阻力是很大的。最后共产党只得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畅对我说：”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了。（中译本为“幸福家庭”，但在浦安修的总结中是“家庭和睦”）。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男女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争。此外，用这种方法也达不到妇女和婚姻自由的目的。‘“[30]这个记述是如实的。浦安修在《总结》中也着力分析了这一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蔡畅和浦安修的思想是较为接近的）。浦安修非常聪明地分析了农民和妇女的关系，认为”妇女运动的口号须依靠农民的觉悟程度来提出。“[31]这也表明当时的共产党的策略转换上，农民的利益终于高出了妇女的利益。这我们不应以女权主义的立场来判决浦安修和蔡畅的”变节“，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种提法反是务实的，真正关心妇女的。因为这个口号”正可以解放妇女不少的痛苦，并易获得各种人士的同情，尤可得到老年妇女的同情……“.
但是在客观上，“家庭和睦”的口号使得革命对当时的婚姻家庭，尤其是贫农的婚姻家庭的策略成为一种看守和维系。不是通过打破而是通过营造，来求得妇女的安全、少痛苦，来求得家庭，以至整个解放区的安全、少痛苦。[32]
家庭的位置在革命的眼中是古怪的，矛盾的，家庭的稳定带来个人情绪的饱满，少怨气，这应该是革命喜欢看到的，但是，家庭的和睦也带来统治者对个人的直接控制的削弱，因为当个人可以安枕无忧地藏在家庭中时，革命便无法安枕无忧了。正如一个小孩子总要抱着自己最喜爱的娃娃，才能入睡一样，革命喜欢无时无刻不“看到”个人。这时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分析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在其中找到同盟者，从而通过这个同盟者来“看到”家庭里的其他人。共产党的
婚姻法令中，时常出现的一条规定：“男女因政治意见不合或阶级地位不同，准予离婚”，深意恐怕就在于此罢！[33]前文曾提到，家庭里的夫妇矛盾可以很容易找到行政机构（如妇救会）来作援军，那么政府是乐于这样做的，因为正是这样它保持着进入一个家庭的合理权力。
这种策略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大家庭的拆分问题上。A.L.斯特朗曾经饶有兴致地谈及中国的“大家庭”，它由父母，几个儿子和儿媳以及许多孙子孙女组成。这样的家庭尽管总是夹杂着争吵、疑忌，但它一旦合乎传统的常规，便是很难透析的了。于是统治者要求拆散这样的家庭，“婚姻政策也是助长小家庭的成立，许多妇女亦常是策动分家最有力者。”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妇女爱分家是出于私利的考虑：减少劳作负担，同时可以积蓄自家收入。但革命就是利用了妇女的这一特点来达到拆散大家庭的目的的。[34]革命还通过授予妇女以继承权来达到这一点，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庭的土地和财产被合法地分割成更加细小的份额。[35]对妇女的利用以使革命权力进入家庭，竟然是浦安修——一位女性——给革命献计献策的结果，她在《总结》中建议道：“地主富农的家庭中的妇女有当家和不当家……之分，对不当家无地位的妇女，应从其本身痛苦生活谈起，掌握其与家庭之矛盾，使其同情并帮助农民斗争……如进行合理负担的斗争时，可动员妇女调查家中财产的真实情况，还可以抓住妇女的富于感情慈悲心去打动她们（如将佃农与地主的生活做一比较）。”[36]妇女在这里作为革命的盟军探入家庭，后来，当一批比“自私”的妇女更易鼓动、
也更忠诚的孩子被训练出来后，他们代替妇女成为革命安排在家庭中的内应。[37]
四、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的转换与交织
上文已经探讨共产党
婚姻法令在离婚问题上的策略变化，在本节我试图在更深一个层次呼应及重新审视这一变化。这里，政治策略将进入本体的论域，如同一个得道的数学家于宇宙间，只看到抛物线而已。
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分析方法和概念由福柯首先提出来的，[38]其中，权力技术是指，这种技术决定了个人的行为，使他们受制于某种目的或支配。而自我技术是指，这种技术使个人借助自身或在他人的帮助下，针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进行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我，使自身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状态。[39]
在革命以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村民的本能的基本活动，很少有人察觉到它。直到有一天，革命者们跑到村里来审视着这样的婚姻，他们的书箱里有“五四”和法国的气味。这个时候，共产党人的马列修养还很不到家，他们用的是五四时代的语言，比如项英将
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 在他们眼里，婚姻和妇女的痛苦之根源在封建制度，这样婚姻革命就被设想为与民主革命是一致的。于是，我们看到当时的
婚姻法令中充斥着指向封建地主、豪绅的怒气。闽西苏区《
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条件中有一条是，“反动豪绅妻妾要求离婚者”，即行离婚。上文提到的项英的《答复》也把反对离婚绝对自由的疑虑批斥为“国民党训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