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点，是维护旧礼教冬烘先生所侮辱女子的话。”当这种怒气升华为抽象的法言法语，就出现了那句“男女因政治意见不和或阶级地位不同的，准予离婚。”立法者们坚信婚姻应该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同志思想纯洁的栖息所，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贫农女子是无法与一个保守落后的富农生活在一起的。此后的
婚姻法令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离婚条款，如《晋察冀婚姻条例》中第10条离婚条件的第一款就是，有“充当汉奸或有危害抗战行为者”，另一方得诉请离婚。这种将婚姻与政治清白相连接的思想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影响至巨。[40]
但正如上文所述，党内也仍然存在着不支持妇女解放和婚姻革命的势力，毕竟婚姻问题并非全部与政治清白有关。随着共产党人马列修养的不断提高，一种新的支持妇女解放的话语被提出来，“人类解放的事业是否胜利，要看妇女运动的成绩如何”，“妇女解放不仅是妇女本身的事，而且是全人类的事。”[41]当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被打通之后，共产党内部对妇女运动的分歧者终于在新的思想高度上达成了和解。因为他们从妇女的解放中看到了自身的解放，这种符合雄性的拯救欲和保护欲的话语取得了意外的良好效果。
同时，我们在这些完成革命者内部自我技术的话语中发现，革命的策略也仿佛从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将对革命有危险的人提出局，剥夺这些人从婚姻中得到幸福的权利。苏区和根据地、解放区的许多
婚姻法令都支持夫妻一方对地主、豪绅、汉奸等反革命敌人，甚至对革命举棋不定和置身事外者的离婚诉求。这种“分清敌我”的权力策略与婚姻圣洁的自我技术交织盘旋，潜伏在伟大的事业和口号之下。
毕竟，婚姻归根到底是一种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如果承载太多的政治意义，将会越来越远离人性，从而导致自身的崩溃。同时任何一种自我技术都不会是普适的，而只适用于特定的话语群体。当共产主义者内部为人类解放的激情所燃烧时，一般的民众是无法理解的。自我技术的虚空，只能导致低级需求的代偿。金钱、性乱、草率、欺骗仍在影响着现实存在的婚姻，使红色区域的婚姻和性行为几乎处于失控的危险中。要使婚姻和性行为都成为可计划、可控制的生命- 政治行为，就必须为农民们提供一种自我技术。[42]令人诧异的是，1940年-1942 年左右，突然地，许多文件、资料和法令中都开始大量地谈论爱情和幸福的问题。要知道在苏区时，说一个姑娘“爱漂亮好恋爱”无异于说她是“反动派”.[43] 邓颖超在1942年3 月2 日的青年妇女座谈会上系统地谈到男女青年的择偶和婚姻生活问题。[44]“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我们主张要慎予选择，出于自愿，情投意合，须有高尚的情感、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事业，在这些基础上，还得加上男女双方不断的努力，才能使爱情巩固和发展，生活幸福。”[45]在《晋察冀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中都确定了离婚的“感情破裂”原则。一封针对《晋察冀婚姻条例》的“司法解释”里称，“婚姻必须双方有浓厚的爱情，结合才能美满，感情根本不合对双方都会是很大的痛苦。”[46]也是在这一时期，蔡畅、浦安修也以“家庭和睦”口号换掉了“婚姻自由”. 这样，个人应该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家庭，也应该努力呵护婚姻的幸福，而不是结婚、离婚自由来逃避责任。
爱情与婚姻的合而为一，同“家庭和睦”口号一样，有效限制了结婚、离婚泛滥，家庭结构不稳定的现象。一个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革命为农民们提供的自我技术，是与权力技术一起送到他们脑子中的。在革命的精致运筹之下，个人一旦沉迷于某种话语的幻想，陷阱早已为他埋好了。
五、身体在场和关注位移
“只有求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47]这样，妇女的痛苦无法在社会、民族、阶级的痛苦之外找到根源，妇女解放也无法在社会、民族、阶级的解放之外找到位置。在社会解放没有最后完成前，妇女解放必然需要依附于，也服务于一个切身而懵懂的宏伟目标。[48]在男性的社会解放的语境里，妇女的主体精神话语往往会阻碍这个必然要求无数男人和女人献身的事业。所以，当妇女的话语以及背后的主体性别需求被封杀、抽象之后，具有革命关注的
价值的就是女人的——身体（生命）。
在革命的图象里，社会、民族、阶级的痛苦是因女人身体的伤痕和屈辱来表达的。[49]而革命的成功也是在女人的身体上得到表彰。同时革命偷窥到女人的身体上的一种被可鼓动，可训导的力量。
革命的目光开始打量女人的身体，它看到了封建敌人在女人身体上发出的狞笑。于是革命开始关注女人的头发、胸和脚，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从敌人手中夺回女人身体的战役。据当时资料记载，一旦剪发的妇女走出苏区或敌人侵入时，“反动派一见便大杀之。”以至于一度失陷的宿山县，“各区剪头妇女未活一人”. 中央苏区颁布的《禁止缠足的训令》的主旨是控诉封建礼教时女性的摧残，解放妇女先要解放女人的身体。据1930年12月估计，赣西南地区青年妇女中已有十分之三的人剪发、放胸、放足。[50]但随着身体的解放，革命从这一变革强烈的象征意义的醺醉中看到的，已不仅仅是身体的解放，而且身体中的力量的释放。
传统农村妇女的发式是婚前长辫，扎着红头绳，婚后结髻，插上簪子。苏区的剪发运动的含义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在象征意义上根除封建残余外，剪发还有政治上的原因。这是因为剪发后原来的金银首饰就不需要了，所以苏区在各个会议上宣传教育，使妇女自动起来“不穿耳环、手圈等封建装饰品，送给苏维埃银行去造花边。”另外，剪发还是为当时革命的一种针对身体的策略服务的。当时苏区流行的一首剪发歌生动地讲述了剪发的好处：年青妹剪了发可以随时出外跑，穷家妹剪了发可以避免外出时丢掉金银首饰，富家女剪了发可以在外出前省却打扮的时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剪发的理由除了象征意义和政治原因外还在于身体位移的方便。放胸和放足作为革命策略的一部分，在身体上同样也是为了行动方便，同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中共胜利县委的报告中称，小足妇女不劳动专靠男人养活，“所以阻止男人当红军，也就是这些小足婆最厉害”. 放脚运动一旦与扩红参战的实际斗争需要连结在一起，便由象征意义走向单纯的策略考量，由和平走向强迫。 当妇女行动方便了，便更加容易走出家门。这个简单的身体的位移正是革命所精心策划的。在浦安修的总结之前，根据地大量出现的妇女识字班，频繁的妇女会议，多是“依靠行政力量强迫妇女走出家门口”，这些措施并不非常关心妇女的素质提高和妇女问题的解决，它们关心的是妇女身体的位移。[51]甚至一些妇女干部认为关在家里是妇女多胃病的原因。[52]从而站在医学知识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