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理性与社会实践性的统一: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否定理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是在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经验和知识指导下进行的活动,因而,关于理性的认识也必然是相对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根本推动人类理性活动的发展,充实和完善理性的内容。这要求我们不能以苛刻和浪漫的色彩来看待人类的理性,理性同样是在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的矛盾运动中而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既孕育着人们的理性观念,也捶炼着人们的理性行为;离开丰富多彩的实践来谈论理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我们在探讨理性时,既不能有神秘主义的先验色彩,也不能把理性看作完全的工具特征;关注人类、关注社会,才是把握理性的真谛所在。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的理性活动,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唯物辩证法的实践理性观,它是认识上的实践理性和道德上的实践理性的有机统一。“认识上的实践理性实际上是指人类能够借助于‘规律—趋势’的理论模型对未来的实践活动给予设计、评估和预见的能力,是指人类特有的审辩精神。”“道德上的实践理性给予理性以伦理上的权威。”(7)
二、经济学中的理性
经济学自始至终就包含着哲学的内容,历史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勒和卡尔.马克思等人。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了经济学的精髓,其中哲学理性则根本上决定了经济认识理性的构成和发展;经济学家也常常以有自己的理念而自豪。但西方经济学家中理性的概念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中非科学理性观的束缚,其中亦存在着抽象性和片面性的现象。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对经济理性的说明如下:“1.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a)适合实现制定目标,(b)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2.在某些特殊场合下,这个定义的(a)(b)两方面可以有更精细的规定。这类特殊用法中重要者包括:(a)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时间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对策论称此为极小极大化)。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可从决策者偏好的有序性和一致性假定上导出。形式化的经济理性就是这样认为合理消费者谋求最大期望效用而合理企业家谋求最大期望利润的。如果要使用率这种极其严格的形式区别于更一般的形式,则可将前者称为最优性,称后者为适应性或功能性。(b)目标可假定是意欲达到的一些准则所构成的,但要么全部达到,要么全部达不到(例如个体户水平的达成)。(c)条件和约束的一般定义,可指决策者的外部环境的客观特征,可指该环境被感知到的特征,也可指以固定形式出现的、不受自身支配的抉择者自身的特征。我们有时通过区分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及有限理性,来区分上述第一种定义和后两种定义。(d)定义中的所谓目标,可以是抉择者的目标,抉择者所属社会系统的目标,或观察者的目标。(e)毫不含糊地使用理性一词,要求使用者清楚他对目标和条件这两者所做的假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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