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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如无特别说明,这三个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②] 卡恩在1891年耶林年刊第30卷《法律冲突论》中称识别为“潜在的冲突”；巴丁于1897年在克吕内杂志上发表《国际私法上法律关系定性说》，首次使用“定性（qualification）”这一名称。
[③] 如《1948年埃及民法典》第10条, 《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条, 《1974年阿根廷国际私法草案》第2条, 《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第15条, 《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条, 第10条, 《1971年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7条, 以及我国国际私法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9条等。
[④] 如钱骅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余先予主编《国（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法》，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英】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2th ed.， P 43，等。
[⑤] 关于解决识别冲突的各种学说及我国识别制度的建构问题，笔者在另一篇文章《论国际私法上识别冲突的解决》有专门论述。
[⑥] 转引自余先予前引书第312页。
[⑦] “法律关系既是一切法律的起点，又是一切法律的终点”。米健著《澳门法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6页。
[⑧] 包括实体法，程序法甚至是冲突法的适用。
[⑨] 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33页。
[⑩] 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三民书局印行，民国69年，第226页；苏远成著《国际私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国74年，第20页。
[11] 识别冲突的存在，最充分地说明了识别的对象是特定案件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事实性的社会关系。因为特定的案件事实是不变的，只有其在法律上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才是需要加以确定的。
[12] 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即使受到一国关于识别的规定的限制，法官的主观分析和判断仍然有很大的作用。
[13] 三阶段论者，如《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李双元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刘铁铮：《国际私法上定性问题之研究》，载马汉宝主编《国际私法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社。两阶段论者，如Cheshire 前引书，P43-P52。
[14] 如《匈牙利国际私法》第12条：（一）住所是个人永久居住地或以永久居住的意思居住的地方； 又如：《日本法例》第2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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