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建设或以法治国的伟大事业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开始的，在文革期间，我们没有法律，那时的法律叫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可以格杀勿论的。文革期间，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的状态，而且，不仅是文革期间，在文革以前1949到1966年17年时间，我们社会也不是法治社会，而是通过领袖的魅力通过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使国家走向繁荣，走向富强。读过马克思•韦伯的著作，会知道，某种社会情况下，人们会特别迷信这种个人领袖，因为个人魅力型的领导人能让这个民族获得一种极大的凝聚力，极大的团结，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那时，我们对毛主席的情感可以用浑身发抖来形容。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在经济制度方面采用了计划经济，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可以通过某些精英人士来制订生产计划，来满足我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他们知道我们的需求，他们会最大限度的满足我们的需求，他们会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端，而这最大的弊端就是资本家的生产以利益为指向，我们的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指向。当然，我们的日子过的并不美满，并不幸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物质相当匮乏，比方说。在座的许多女同学，你们都喜欢穿个性化，很漂亮的衣服。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女同胞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而且，不仅女人与女人是一样的，女人与男人都是一样的。长期以来，大家穿一样的以蓝色和黑色为主的一样的服饰。对于汽车，我们喜欢不同的型号，希望有所变化，但过去我们的解放牌汽车，三十年一种型号，三十年如一日，一点都不变。怎么回事？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富足的生活，但却忍受着贫穷的日子。我小时候在胶东半岛一个村子里生活。直到现在，我不愿意去吃那些“忆苦思甜”的饭，为什么反感，因为小时候吃那些最差的东西太多了。吃着吃着，不愿意吃了，就开始忆苦思甜，我们的上级、我们的党告诉我们其实旧社会吃的比这个还差，请一些贫下中农告诉你旧社会苦大仇深，告诉我们过去的日子其实不如现在，现在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有时贫下中农会让主持人感到很尴尬，因为他忆着忆着就忆到了60年，“尤其是1960年啊”。
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模式。现在可以坦率的承认计划经济是一种失败的模式。当然，马克思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个社会过去为什么愿意封闭起来，走闭关锁国的道路，而我们现在开放了，我们看到世界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过去，我们不知道外部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是一种谎言。比方说，我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面的课文《台湾人民在卖儿卖女》，画着一老头就是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市场上卖。他们告诉我们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美国人民也在受苦受难，德国人民更受苦受难，法国人民在拿着收音机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听着毛主席的声音。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就是因为计划经济有点问题，如果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好的话，我们才不会不敢让人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恨不得叫人民知道美国真的不怎么样，我们才真正的好。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和以人治国、人治的失败导致的不得不通过闭关锁国，不得不通过更多的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来对社会的秩序加以维护。
过去的人治、计划经济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成为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一种法治。当然法治建设的道路在我自己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现在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我觉得困难很多，而且表征上已经看的出来。我看到博士生文化节日程上有一个论坛，叫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以德治国很有意思，现在为什么提出以德治国？我曾到南京师范大学参加他们法学院的成立庆典，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正在搞拆迁，旁边挂了一个横幅，写着八个大字“以法拆迁，以德拆迁”。有时候中国喜欢口号治国。我到哪个国家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口号。依法治国也曾经庸俗化过，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家，依法治厕—公共厕所。以德治国也许很快也会走向以德治厕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之所以提出以德治国可能因为以法治国在我国的实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用以德治国似乎来解决以法治国解决不了的问题。以法治国比较好办，法律是一种规束我们外部行为的事情，比如我们伤害了别人，可以以法治国，但以德治国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道德是诉诸内心的自省来去获得境界的提高，整个国策叫以德治国，我还不大理解。另外，大家也知道，现在在进行严打，也就是说，一年前，一个人犯了罪，判十年徒刑，现在犯同样的罪，可能判处死刑。我们都看到到处警笛呼啸，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杀人。过去我们杀人的报道通常是，比方说，营口市中院判处10人死刑，绑赴刑场，执行死刑，广州中院杀了18人，昆明中院杀了65人。外国人喜欢加，一加加起来，发现会有那么多人。所以现在不那么报道了，都是一批犯罪分子被执行死刑，这样外国人就没法加，一批，二批，三批，四批，就算不出数字了。我以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过去理解的是包拯那样的精神体现的。不阿权贵，在特定的案件中如果有一个人权高势重，一个人地位卑微，那么决不偏袒，而是严格的执行法律。这是一种理解，但其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现代社会还有其他的非常重要的要求。比如，在不同地方的人从事一样的行为，法律后果应该是一样的，另外就是时间的问题。昨天我犯一个罪，判这样的刑罚，今天另外的人犯同样的罪，应该判同样的刑，
刑法严格的平衡的加以执行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严打给我最大的一个担忧是，它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昨天一个人犯罪，判五年，今天一个人犯同样的罪，就要判十年，就因为赶上严打了。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证明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危机，我们希望的效果没有办法通过法治来加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