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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兹拒绝从科学世界观引申出“生命观”、生活意义和伦理学思想。他确信，科学不能帮助人了解世界的高度合理性。伦理学不是从外部转到人，而是在人的内部产生的，只能通过自身进行论证（这有点接近王阳明学说的边缘）。他指出：为了生命毫不利己，这是由对生命崇拜的感情论证的。
他劝告西方人：我们应该促使现代人对此有初步的思考－－人在世界上究竟是什么？他应该按怎样的意向安排自己的生活？
可叹的是，施韦兹的劝告似乎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成为了一种多余的声音。希特勒仍执迷于“我”（“我的奋斗”，“我的日尔曼、雅利安”），并忙于再次将欧洲推入世界大战之中。４００年的欧洲近代文明终于在自己所造就、培育的生灵制造的人的鲜血中成了泡菜。如果连同二战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劳资对立一齐考虑的话，西方人不迷惑那才是怪事。
首先受到怀疑和责难的是后起之秀的西方科学－－它的价值、功能、意义。１９３９年，英国科学家Ｊ·Ｄ·贝尔纳出版了一本气势很大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他试图为科学正名，还试图建立一门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学科－－科学学。然而，解迷者仍然是执迷者，他既没有完满回答为什么科学技术与人类对抗的问题，也没有融通为什么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并非真正对抗的问题。２５年后，为纪念贝尔纳的巨著出版１／４世纪的周辰，一些他的追随者或同情者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这本书作为贝尔纳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仍被罩在各种科学后果的巨大阴影之中；世界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遗传工程危机、生存危机、核危机、人口危机……等等。被破坏了（着）的世界仍困扰着站在最前沿的和最有良知的科学家们。
现在，对早在本世纪初施宾格勒所预言的西方文明危机的感受，不只是职业科学家、思想家了，由于温室效应、异常天气、核威胁、臭氧层的侵蚀、缺乏免疫防护传染病的流行、资源馈乏等等人人可直接感受到的生存危机，使得寻常百姓也受着这种文明的煎熬。这样，科学与文明的危机终于导致了政治与法律的后果，保护环境已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直到建立政党组织，同时在立法领域也出现了新趋向。
６０年代，美国的生态伦理学派开始发散重大的影响。该学派的创始人奥尔多·莱奥波尔德早在１９３３年就出版了一篇题为《大地伦理学》（原载美国《林学杂志》）的论文。他认为，伦理学应按三个层次来发展：最早是作为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发展为处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现在应该扩展到处理人和土地（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不仅是人类共同体的成员，也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应把良心和义务扩大到自然界，承认人以外的存在、实体和过程所固有的伦理原则和权利。
然而这篇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创新意义且伟大的论文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引起人的注意（他自己曾在１９４４年将该文件收入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沙洲年鉴》一书中），直到６０年代末，莱奥波尔德似乎时来运转，这篇被埋没了的论文一下子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了１００多万册。
莱奥波尔德被重新发现不是什么意外事件。一批卓越且有自然良知的科学家、学者、思想家的不懈努力***前苏联在近２０年中也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述及论文，跟于篇幅，这里不作介绍。**，终于在６０年代后期汇成了西方文化的新潮流－－重新认同自然的意义，重新认同人的本性，重新认同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值得提起的这些卓越人物有：意大利的奥莱里欧·佩切伊博士，一位大经理，是他在１９６８年发起成立了罗马俱乐部。现在，这个组织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与自然未来关系研究的学术团体，它不断地召开世界性相关的学术会议，出版一系列价值极高的专著。Ａ·佩切伊本人出版的著作至少已有４部之多，其中１９７７年的《人的素质》一书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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