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贪官污吏的压榨,豪强劣绅的欺凌,无助的小民把清官看成了希望和救星。因为这是他们能够申冤和争取公正待遇的唯一的合法途径。整个官僚集团与广大民众是社会基本的两大对立集团,前者是靠后者供养的。没有哪一个官僚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的,包括清官在内。儒家亚圣孟子从社会分工角度为这种情况辩护,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饲)人, 治人者食(饲)于人。”所谓劳心,是指从事脑力劳动,劳力则是体力劳动。前者是管理者,后者是被管理者;后者应当供养前者,前者理所当然应受后者供养。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分工,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分工产生不平等和剥削,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劳心者总是处于比劳力者有利的地位,更是自古以来的事实。在一定的历史时点上, 劳动大众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定数。 它在政府和大众之间的分配, 无非是此消彼涨。 正如一亩地产三百斤麦子, 官家多征一斤, 农民就少吃一斤。 如果政府的课征以满足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为限, 即使社会生产力再低,民众的生活也不会苦到那里去。 政府如果仅仅是一个社会管理机构, 正确地履行其职责, 兴修水利,组织生产,维持治安,解决纠纷,扶助老弱,抑制豪强, 民众是能够接受这种分工关系的, 是愿意拿出一部分劳动成果来供养政府官员的。 但在历史上, 政府往往是为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行动。 其管理社会是手段, 谋取私利才是目的。 官僚集团为了支撑自己奢侈糜烂的挥霍,往往不顾民众的死活。 政府之管理民众, 就像牧人之喂养羔羊, 目的是杀来吃肉。 又怎么能要求羔羊感恩戴德? 在这个过程中, 清官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呢? 如果说政府和官僚集团是一座大山, 那么每一个官员就是组成山的一块石头。 这座山是由民众抬着的。 清官就是当民众不堪重负, 脚步蹒跚, 摇摇欲倒时, 让他们停下来喘口气, 或者递给他们一根拄棍的人。 不幸的是,有一个清官为民众减负,就有无数个贪官在给民众加压。 民众最终还是坚持不住, 自己摔倒的同时, 把所抬的大山也摔得分崩离析。 清官的作用,仅此而已。
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实现公正的手段也不是唯一的。不能进行人为调节时,还有自然调节。 清官是合法手段, 当清官太少不能满足民众需要时, 民众还有另外的手段, 那就是革命。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之所谓大历史观,主张以长远的目光看待历史,从中探出规律性的脉络,而不着眼于某个人的贤愚得失。因为个人的贤愚得失是改变不了历史规律的。从海瑞到于成龙再到彭德怀,为什么清官不仅救不了民众,自己还大多成为悲剧人物?当然是制度原因。中国历史只有朝代的更迭, 却没有制度的创新。 中国的社会结构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 这并非清官的功劳, 而是科举制度的功劳。清官甚至还具有一定消极作用。它使民众对零星出现的清官抱有幻想。而眼下播得正欢的清官剧、好皇帝剧,无异于麻醉剂,幻觉上疼痛减轻,病情反会进一步恶化,最后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悔之晚矣。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电视剧编导们,应该引导民众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对茫茫黔首来点思想的启蒙。如果你们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我希望你们什么也别做,也比给民众打麻醉针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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