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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研究员谈到，有关电子商务，我国操作性规范有一些，但由于种种原因，地方的比国家的快，如上海有关于认证方面的规定、广州有关于电子签名的规定。2000年国家也出台了若干网络管制规范，但采用的是部门割裂管理模式，不是为电子商务搭建平台，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是专门机构管理。所以，目前在中国，电子商务面临的环境，首先不是技术风险，而是法律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我国电子商务立法，非常紧迫。而且，我国的立法还应有适当的超前性。国外有关电子商务立法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法案准备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法案制定后，到实施又有一段时间。因此，制定《示范法》，踏实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这一观点，得到与会者赞同。
刘颍博士提出，UNCITRAL《电子商务示范法》起的是功能等同作用，即“法律认可、排除障碍”，没有创立专门的规范。《示范法》应有别于此，其总则部分应有功能等同的作用，后面的分则部分应象internet、电子商务本身一样，具有开放性的，不仅纳入已有较为成熟的实体性规范，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规范乃至脱离纸面传统的新概念、新规则，也可进入体系。这样的《示范法》既有过渡性，也有开放性。
对此，吕国民博士进一步补充，交易方式从纸面－模拟技术－数字技术，援用功能等同法以获既存法律体系认同。对《示范法》来说，首先要解决体系问题。数字技术冲击了法律的各个领域，国内法部门划分较细，电子商务法不可能囊括所有问题。目前国外的电子商务立法范围较窄，创新不多，多沿袭UNCITRAL《电子商务示范法》的功能等同法，可以说国际立法先进于国内立法。确定《示范法》的体系，有必要研究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国际上，相关国内立法一般采用UNCITAL《电子商务示范法》总则加认证部分，分则是开放性的。这一模式是有道理的。《示范法》不同于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后者很容易被立法部门整体改造并采用，《示范法》的体系应大一点，否则价值要打折扣，成熟的先草拟出来，可以逐步增添新内容，立法者可视情况采用某一具体部分。形象地说，《示范法》总则和分则就象火车头带火车箱一样，火车箱可视情况加挂。
对于《示范法》的适用范围，与会者提出了所谓“商务”概念的问题。总体上，大家认为，《示范法》以私法性规范为主，还应包括行政管理规范，以及法律适用规范、程序性规范，甚至今后还会有在线争议解决、判决或裁决在线执行等方面的规定。除了起功能等同作用的认证、签名等形式问题外，《示范法》还应规定关于电子商务的实质问题。对传统上就有的民商法规范，适合电子商务的，仍应采用以保持连续性，但不必纳入《示范法》；特别的问题，则制定特殊规范，以此构成《示范法》。目前UNCITAL已起草了《电子签名统一规则》，尚待通过，现在已开始绕开形式探讨电子物权登记、de-materialized记录的效力等实质问题。对这一情势，起草《示范法》不可忽视。刘品新先生结合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起草证据法的情况，认为《示范法》应增加电子数字证据的规定。张楚、张涛还特别提出，关于管理性规范，国外通常实行行业自治，中国一般是政府部门主管。管理性规范和商务规范互有交叉，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完全剥离此一内容，不仅技术上有难度，《示范法》的实际价值也有减损。对这个问题，《示范法》亦应有超前性，通过规定这部分内容，促使行政规范模式向行业自治转变。《示范法》通过吸收各个部门法规的优势，确立富于自身特色的规范，促使资源倾斜到行业自治。就现在中国的情况而言，电子商务立法尚处在起步阶段，首先要解决形式问题，即电子信息的效力、签名、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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