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可能的原因，我国的
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如实回答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有罪回答，根据以上理论，如果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即承认自己的罪行，则表明其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少，也属于从轻情节；其次是无罪回答，即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可以早日洗清罪名。 因此似乎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规定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这一观念的直接产物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在这里被理解为如实回答（问题在于这句话的逻辑矛盾：如果我们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么其坦白可能产生的一定是两种结果：有罪或者无罪，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坦白”就要“从宽”呢？这句话的准确表达似乎应该是“有罪坦白从宽”，否则有有罪推定的嫌疑），抗拒则被理解为不如实回答——这种理解在我看来也不准确，因为根据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观点看，拒不坦白交代罪行本身并不能构成从重处罚的依据，也即对于这一规定法律没有相应的制裁性补救条款。同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消极地不供述，不承认犯罪事实而没有积极的抗拒行为，不能算是“抗拒”，它并没有加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有那些积极的掩盖自己犯罪行为如销毁证据等等，才能算是抗拒。 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否因此具有合法性了呢？
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规定看，尽管法律规定了如实回答义务，但是与之对应地，
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这就使得仅仅只有口供并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同时有不少刑事案件，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就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必要线索而无法破案，没有切实的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也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也就有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新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行如实回答义务的某种缺陷，当然，这种缺陷我将在下文加以论述。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了些什么，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之前，司法机关并不能断定他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司法机关想要得到的供述呢？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既然我们假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希望他/她就一定要做出有罪的供述。相反地，基于有罪推定的原则，既然我假定你是有罪的，那么我当然地认为按照如实回答义务，你应当“交待”罪行——于是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是司法机关认定的罪犯为自己辩护或者缄默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他/她是在“抗拒”司法机关的追查，是在顽固抵抗，是“死不改悔”的和“有较大主观恶性”的，对于这种人，为了使其“老实交待”，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一些“措施”也就在所难免，更何况中国的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的是一种专政职能，是要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政治色彩较浓厚，也就易于用一些政治上的尤其是阶级的观念来评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可能也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如实回答”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