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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对外开放会促进竞争，会增加市场的总效益，然而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对对落后的中国厂商造成冲击，从而对市场有负面影响。而国家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本国厂商的行为，会缓解这种冲击，产生积极效用，但保护程度越大越会损害市场自由竞争的正面影响。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两难的冲突。
我们仅使用最简单的函数来表明这一关系。我们定义：自变量a为开放的程度，也就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自变量b为各种形式的保护国民的程度。因两者相互作用，此消彼涨，我们用关系式a=1/b（a>0，b>0）来表示它们间的关系。我们将追求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定义为应变量y，将a，b对y的作用定义为加法关系。再把原来的效益状况e，各种干扰因素u，v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数学表达式：
其中a，b的绝对增长都对y起积极作用，但a，b互相制约。为了排除干扰，我们假设u，v为定值。原表达式可转化为：
其图象为：
其中a，b关系为：
我们可以发现，开放与保护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能起积极作用的，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即图中的M点，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在曲线C上有无数个开放与保护的均衡点，但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能得到效益，即y最大值的均衡点，即点M。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过度的开放与保护对现时代的中国厂商而言都不是最佳的状况。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以上的数学模型绝非是为了准确地求出y的值，这受着太多的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开放与保护的程度对效益的一些影响。
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入世的影响并没有囿于经济领域，全球化也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层面，对于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其它影响，乃至于更高层次的全球化的问题，中国如何应对，笔者以为，同样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这种理论的挑战要远比本文所涉及到的来得艰巨。但这样的判断应当是普遍适用的，即相互间的广泛交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须，但同时保障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是摆放在传统民族国家面前的历史课题。
最后，笔者想援用数学巨子伽罗瓦（Galois）在他为其《关于用根式解方程的可解性条件》一文所作的说明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希望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说明本文所谈到的“平衡”与“极值”问题的意义所在。1831年，伽罗瓦在给他的朋友舍瓦利叶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分析方面做出一些新发现，有的是关于方程论的，有的是正整数的，……，公开请求雅可比或高斯，不是对定理的正确性而是对它们的重要性发表意见。”
参见曹建明著《WTO法律体制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比较》，载于《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9期。转引自张桂红著《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184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至第32页。
参见万鄂湘著《入世与我国的司法改革》，载于《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10期，第25页。
参见吴迎春著《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21世纪论坛”中外专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载于《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第12页。
参见吴迎春著《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21世纪论坛”中外专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载于《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第12页。
参见董礼胜著《全球化与各国行政：影响与对策》（通过Internet获得），载于http://www.cass.net.cn/s07_fxs/s07_08_07.htm（2002年3月4日14：54进入）。
参见Jherings Jb.41(1961),S.If.,转引自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至89页。
See Ronald.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ume III.
参见张维迎著《产权、政府与法》，三联书店，2001版，第61至62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参见余敏友、陈卫东著《欧共体围绕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94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存在三种：转化、纳入以及混合，参见余民才著《2000年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第104页。但两者并无实质性差别，笔者注。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但是，对于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进一步的实施，诸如对国内机关包括法院的拘束力及对个人的效力等又需要具体分析。参见邓永杰、刘德吉著《TRIPS协定在国际上执行的理论与实践———兼评协定在我国的执行》，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86页。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and all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the Judges in every State shall be bound thereby, any 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ny Stat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ticle VI,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Office of Educatrion, in 1935. Quoted in Thomas E. Patterson, The American Democracy, Third Edition, Election Edition, McGraw-Hill, pp,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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