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子公司的债务如果是基于子公司的侵权行为而产生，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方面的法律规定。与违约责任不同的是，侵权责任一般发生在预先不存在联系的当事人之间，他们相互间没有意思联络，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义务方面的约定。在侵权法领域，不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义务是法定的，因此，“现代社会，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历史习惯、经济发展状况等存在重大差别，但各国侵权法皆以过错责任为原则。”[6] 同时，许多国家针对特殊侵权行为还规定了过错推定、严格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以弥补过错责任之不足，充分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概而观之，与违约责任中的合同自由、相对主义等理念不同的是，在侵权责任中，各国立法和实践更多地偏向于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更偏重于保护被侵害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于母公司与侵权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关系，应充分考虑到过错、举证责任倒置、公平、过错推定原则等并视子公司所享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侵权所致损害结果施加影响大小的程度来决定让母公司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如果子公司完全独立自主，并且母公司对于子公司侵权结果的发生并无施加任何影响，则应由子公司独立承担该侵权之债；其二，如果侵权结果的发生是全部或部分地归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指挥管理、干涉或其他方面施加的影响，则应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侵权之债承担全部或部分清偿责任。概而言之，即应视母公司对子公司侵权责任发生的过错有无及过错大小来确定是否应由母公司来对子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大小。
综上所述，我国《
公司法》对于母、子公司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对其相互之间的特殊法律关系也没有作出特别管制。仅仅一个
公司法第
十三条第二款几十字的条文，过于笼统、不利于操作及保护外部债权人和子公司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子公司的行为也日益频繁，仅仅凭现行的公司立法已经无法解决类似于上述所提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案等关于母子公司间责任关系的纠纷。因此，笔者主张应立即对
公司法第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细化。具体而言，可以如前文所述，将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划分为违约与侵权两种情形：在违约与一部分的侵权情形下，可持传统的有限责任原则，由子公司单独就其违约之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在另一部分侵权的情形下，可视子公司侵权后果的发生与母公司过错之有无及大小，规定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该侵权之债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在立法体例上，则可采用原则性规定与具体条文列举相结合的做法，对
公司法第
十三条进行修订，或者如德国立法般另行专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