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毅才还在注释中注明，靠斯的“举例说明”载于靠斯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第50页上面。
　　 笔者仔细阅读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中文版以后，发现段毅才犯了三个明显的错误：
　　 第一，靠斯确实提到过一个有关“枪声吓跑野鸭”的例子，但这个例子载于论文集中译本的第55页上面，而不是出自第50页上面。
　　 第二，靠斯并非自己举例，而是说在一次关于无线电立法的讨论中，别人举过许多例子，其中包括野鸭的例子。并评论说：“有些例子无疑很离奇，但大多数基本上还是与无线电干扰问题有类似之处。”＜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
　　 第三，出现野鸭之例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联邦通讯委员会》，靠斯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多次提到“产权”这个概念，但从未说“产权和所有权有什么什么区别”。相反，靠斯正是将“产权”当做所有权的同义词使用的。
　　 由于《经济研究》是中国的权威杂志，所以段毅才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其他中外经济学家。
　　 在《唯实》1995年第2期第7页上，在南京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第341页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段毅才的三点错误已经被中国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所完全重复。
　　 关于野鸭的例子，“进口转外销”以后，到了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笔下，就更加离谱了。
　　 俄罗斯经济学家勃罗赫（Борох）在《产权理论与中国的改革》一文中说：段毅才等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第72页上“举例解释自己的思想：如果邻居的一只鸭子飞到了所有人的田地里，他无权举枪射击这只鸭子（他也是枪的所有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经超出‘所有权’的范围而发生‘产权’问题了。”＜见俄罗斯《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年第1期第59页。＞
　　 你诱捕的野鸭，变成了你家的鸭。本来在野地里捕诱的野鸭（靠斯的原始记录），变成了跑到了我的田地里的野鸭。本来是“另一个人在附近用枪声把野鸭吓跑了”（靠斯记录的原话），变成了“即使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枪，惊飞了邻居设法诱捕的野鸭，也是不应该的”（段毅才笔下所谓“靠斯举的例子”）；又变成了段毅才等人认为：土地和枪的所有者“无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举枪射击”入侵的“邻居的鸭子”（勃罗赫笔下所谓“段毅才举的例子”）。真是以讹传讹，越传越讹。
　　 每个人都可以以野鸭做事例，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不能将“别人的野鸭”说成是“靠斯的野鸭”，不能将“美国的野鸭”说成是“段毅才的家鸭”。这是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的治学态度。没有这种基本的治学态度，做出来的学问恐怕是要打引号的。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