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由沃特斯科特（主席）、马尔科姆蔡斯和罗纳得欧尔森3人组成，居然“所有审计委员会成员都满足了证监会和纽约证交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2002年14A）
巴菲特治理伯克什像一个家族企业一样（他和他妻子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他又把伯克什当作自己的人生寄托一样的经营。他尊重其他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的权利。公司总部和巴菲特用的是同一处地址，偏居内布拉斯加的小城欧马哈。每年的股东大会都像朝圣一般， 上万名股东冠盖云集，亲耳聆听巴非特的教诲，或更重要的是就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亲自提问。巴菲特用大约5分钟的时间处理股东大会的正务（如选举董事等），然后和董事会副主席门格尔共同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半回答股东们的各种问题。高龄的董事门一个不拉全部参加了2000年的董事会年度会议和各自所属的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内部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无报酬，外部董事每次会议900美元（电话会议300美元）。审计委员会成员每年另外获得4000美元。
伯可什汉瑟威可能是一个永远的特例， 但它显示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显示了公司治理的功能性趋同要比纸面上的强行一致来得更重要，显示了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关键意义，显示了如何真正视股东为公司的所有者、尊重他们的所有者权利。观察安然之后的种种膝射反应式规则、提议对伯克什之类公司的影响应当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 他日何处觅独董？
今天， 大约有5500人在标准普尔500中的公司担任董事，平均报酬每年3万7千美元外加每次董事会会议1千2百美元。巨无霸企业象花旗集团和可口可乐每年12万5千美元。作为回报，董事们被期望支出100到150小时在公司事务上。安然之后对董事时间精力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了。这样的薪资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独董们的积极性？是否需要改革 激励机制？在安然事件之前，如此争论已经旷日持久。安然事件之后，面对真实无比的责任风险，在是否接受董事职位的决定上天平已经日渐向一面倾斜。
而另一方面，“ 董事及经理责任险”给予的保护已经日益减弱，保单上往往附加有这样那样的排除或限制条件。为安然提供保险的3家保险公司试图以虚假陈述为由撤销安然的“ 董事及经理责任险”（4月破产法院法官判决该保险有效，安然董事及经理受其保护）。
依笔者看来，七十年代独立董事制度立法尝试的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其背后缺乏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为什么说独立董事（无论怎样定义）就会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的优化？ 伊斯特布鲁克法官和费舍尔教授在他们的名著 《
公司法的经济学结构中》提到，独立董事的职位有一种“荣誉利益”（reputational interest）, 滥权的结果会损及该独立董事在人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声誉。因为他们很难从批准一项内幕交易中得到什么利益，因此在上述市场中的一点点惩罚都会使这些独立董事成为有效的监督者。（伊斯特布鲁克和费舍尔也认识到董事会席位和经理的尊重对独立董事们很有吸引力，因此在这里说“很难…得到什么利益”，而不是“得不到任何利益。”） 。但是这种“荣誉利益”本身就足以确保董事的独立性吗? 学界对此一直持有怀疑态度。
值得指出，近些年来针对独立董事持股的研究大大加强了独立董事制度的可行性和可信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二位学者研究了1987－1992和1992－1996二个五年期中外部董事持股数与股东回报率的关系，强烈建议公司采取措施增加外部董事的持股比例。 达拉维尔州最高法院Unitrin 一案的判决实质就是，如果目标公司中的独立董事同时也是股东，他就会（如无相反证据）为股东和公司的最佳利益作出反收购的决定，而不会被上述所谓董事席位的“名望和酬劳”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