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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美国式道歉”产生的根源，即美国人担心如果严格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来向中国履行道歉这样一个解除法律责任的形式，那么就会创下一个使中国以后能够援引的法律先例。这意味着再有类似事件的发生，依照“遵从前例”的法律传统，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及后果。这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紧箍咒”。所以美国千方百计地采取既能表示“歉意”，又能避免完全明确责任归属的美国式道歉来缓解矛盾，是在为日后的国际争端争取主动。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热衷于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经常打着维护世界秩序，保护人权的旗号制造一些国际争端，在这些争端的解决中，美国总是保持了一种傲慢甚至强硬的态度，它的含糊其辞的道歉方式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可以说，“美国式道歉”是一种狂妄自大的道歉，恃强凌弱的道歉，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贬损， 甚至侵害它国的行为。我们在认清它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实质之时，若能够很好地注意到它所依据的法律传统，就会在外交斗争中赢得主动。
五．结论
中美撞机事件后双方措辞上的针锋相对已基本告以断落，许多中国人不满美国政府吝啬得连道歉两个字都不肯说，美国政府也坚持将“遗憾”和“抱歉”作为自己的底线。看似普通的抱歉和道歉虽只一字之差，但却在政治、外交、法律等不同方面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作为解除侵权责任和国际责任的一种手段，道歉这一行为在民事关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应用明显带有较浓厚的法律色彩。它不单单是表示侵权责任人和不法行为国的一种内心不安和歉意，更深层次、更有实际意义的是这一行为意味着承担责任的绝对性，意味着有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后果出现。这种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和外交争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法律性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众所周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几乎所有的流派和主张都可以从中找到价值基点，国际关系的实践也始终摇摆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选择之间。现实主义因其浓厚的强权色彩而备受指责，理想主义则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互动和磨合之后，法理主义作为源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又超越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国际主张逐渐为人们认同和接受，渐具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势。[27]法理主义是使国际关系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种观念，它主张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强调只有实现了法制化才能实现国际关系的合理化和有序化。它认为普遍的道德和绝对的正义与公平在当代是无法实现的，人类可以追求的是相对的正义与公平和有规则的道德，强调对违背现行国际道德标准的制裁和惩罚。这对我国在今后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赢得主动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首先，我国大力倡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要建立在一个国际社会 普遍认同和遵守的法律基础之上，在国际交往中依据法律，就能实现国际关系的合理化和有序化。其次，在国际交往中强调运用法律、遵从惯例来维护国家利益，就能有效地实现国际正义与和平，从而避免无谓的争端。再次，积极合理地利用法理主义，也是对国际道德和国际规范地维护，能遏止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扩张。
事实上，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外交争端，只要我们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坚持正确的运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准则、规则和惯例，就会做到有理有据，使自己的合法利益能受到有效的保障，进而在相互依存的开放的世界中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
注 释
[1] 中美双方言论均摘自《BeiJing Review》 April 19,2001.
[2] 《剑桥国际英语词典》 上海外文教育出版社 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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