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需不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到具体的纺纱厂、铁路以及航海的例子全面论证了社会是需要权威的，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巴黎公社后出现的反权威的一股思潮，最后他讽刺道：“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革命的第一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古今往来，权威广泛存在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家庭等人类活动和共同事务中，只不过是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权威理解而已，一个缺乏应有权威的社会是不健全、无组织、无统一目标的、无秩序的社会。
其次，社会为什么需要
宪法权威？法治国家无一例外，都把法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冲突时，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用潘恩的话来说就是：“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4]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实现了法制到法治的历史性转折，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使中国的法治之路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树立法在治国中的权威地位，而其中
宪法是最高法，这决定了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的是
宪法在治国中的权威地位。有学者就认为
宪法能否有权威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5]马克斯·韦伯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守旧势力的权威，即习俗的权威，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或借托于神的意；二是非凡个性的魅力型权威（卡里斯马权威），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三是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对合法章程有效性的信任，按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权威。[6]
宪法权威则是属于合法性信任基础之上对
宪法的一种服从和遵守，现代社会都应属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法理型的统治。
宪法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更是现实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的口哨号的提出，凡共和国所及之处，都能见到或听到依法治国的呼声，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这种类似合乎逻辑，可却是画虎成犬的事大行其道，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难道这些领导人真的不懂依法治国的意思，他们治省、治市和治县的法是什么法？治省、治市、治县是需要依宪法，但别忘了，中国这么多又各不相同的省、市、县就一个宪法能解决吗？所以，在这里笔者不是在对那些依法治理人士加以批评，而是在提醒他应注意依法的真正内涵! 这样的现实，更是需要我们去澄清依法治国诸多误区，对
宪法权威的认识不是在于什么地方都要抬出
宪法，而是在于去理解“最高”这二个字所包涵的意思。
再次，
宪法为什么具有最高的权威？首先，
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的权威？
宪法只不过是由一定的机关制定出来的写在纸上的东西或习惯中产生的惯例而已，要说它本身应是无权威可言的，但是，自
宪法产生那天起，
宪法就被定格于最高法的地位，同时赋予它最高权威的力量。“
宪法制定者将
宪法确定为治理人类政治组织群体的一种根本大法。
宪法文献提出并阐明一国政体所赖以建立的原则……也正因如此，
宪法成了最高的法律。”[7]其次，这种权威从何而来呢？来自于人民！作为
宪法的原创者资产阶级无一例外，以人民的授权作为最高准则，不管它真不真实。社会主义
宪法则更是以庄严的声音宣布，人民是
宪法的主体，
宪法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是
宪法权威的理论基础，法国人权宣言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身为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更是具体说到了
宪法的权威“
宪法与法律相比较，
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代表相比，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8]这一理论直接指导着美国宪法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近代法治理论通过对国家用权力来源以及权力的性质的分析，认定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公民的让予，公民通过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转让给了政府，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
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宪法规定的内容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许多角度去说明
宪法的最高权威理由，如从正义、理性、科学等等角度，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似乎都有些空，而且正义、理性、科学是所有法的应有之义。这里可能也有人会说，难道人民两字不空吗？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不要把这里的人民等同于我们中国所特色理解的“人民”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词，这里的“人民”代表的是站在
宪法背后的阶级力量。最后，
宪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什么？首要的是
宪法内容建立在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之上，同时，
宪法又必须反映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
宪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运用权力赋予并保证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