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没有对“证券”下定义。
各国或地区的
《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在立法上基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对“证券”下一个定义，但定义的范围非常宽泛。二是不对“证券”作出定义，而任其由将来的市场发展来确定。但从国际潮流来看，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
《证券法》采取第一种方式，如美国、英国、香港等。而我国不仅《
民法通则》、《
公司法》没有给“有价证券”、“证券”作出法律上的定义，且
《证券法》也没有对此下定义，这种立法方式虽属少见，但也有合理之处。因为我国《
证券法》已经区分了不同种类的证券，并留下较大的弹性空间，以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故今后“证券”的定义可以根据商业惯例和用途由有权机构来解释。况且，目前
《证券法》并没有调整所有的证券，不界定其含义，而赋予行政法规、市场惯例界定其范围的效力，就为以后监管机构对其它证券进行监管提供余地。
3．注重列举性和概括性相结合。
《证券法》有不少条文体现了列举性和概括性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这些条文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证券信息披露的要求，如第59—62条。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还很不完善，证监会每年都要颁布一个信息披露详细规则，对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标准随时进行修改，故只能采用概括性的立法以适应当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现状。二是针对证券市场禁止交易行为所作的规定，如第67、68、70、72等条文。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复杂多样，现行立法不可能叙明所有的违法犯罪的具体形态，使用概括性立法技术可以加强法律的适应性，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力图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竭力抑制各种违法行为的态度和决心。三是为适应将来市场发展和市场主体的业务拓展的需要，采用了概括性的立法条文，如第133和第147条。总之，无论是从加强市场监管的角度出发，还是为今后市场发展提供灵活的空间考虑，这种立法方式表明了前瞻性和现实性的紧密结合，是我国证券立法的一个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