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兴盛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些过程和原因：雅典人所居住的阿提卡地区原先散居的各部落的统一，使雅典成为一个规模适度的大城邦；公元前594年梭伦的立法和改革不仅缓和了当时趋于激烈的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动乱，而且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前六世纪中期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依靠其权威和强力即保持了社会稳定，又贯彻执行了梭伦改革的方针；而前508年左右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和
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后一世纪雅典的全面和彻底的民主制格局；到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又一直不乏明智而坚强有力的领袖，尤其是伯里克利富有远见的领导。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在这一、二百年间是经历了由贵族寡头（少数统治）、僭主（用不合法手段达至的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到民主制（多数统治）这样一个变化和发展过程的。而在这样一个制度巨变的过程中，却竟然没有什么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流血，这就保存了这个社会的元气和活力，使之能够一心谋求城邦内部的发展、有难时则全力对外，包括打赢对波斯人的战争。[3] 这可能是有赖于雅典的改革者在一开始就有一种平衡和节制感，一种不走极端、力求中道的精神。[4]
从社会力量上说，在近一个世纪里，民主制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富有天才的雅典人的活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够充分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展现自己的才华。希腊人又有一种在各方面都追求卓越德性（arete）的精神。雅典的辉煌成就就是在这种“各尽所能”中创造的。而这不仅要归功于多数民众，也要归功于少数贵族。正是这少数人顺应时势，主动促成了向民主制的改革，并成为了民主制的领袖。民主是需要领袖的，不仅它的建立需要领袖、它的维持也需要领袖。而对于转变中的雅典来说，一种健全、繁荣和持久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领袖，与其说最好来自民众之中由暴力和阴谋权术来产生，则不如最好从能够传承优秀文化、保持一种基本的德性、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又不乏同情心的贵族在和平竞争中产生。雅典民主的实际历史也正好就是这样，初始缔造、推进、捍卫和领导民主的、从梭伦、克利斯梯尼到伯里克利，大多数是贵族世家出身。[5]
这一切又发生得恰如其分、恰合其时，即发生在贵族尚未腐朽、而大众又尚未骄纵的时候。正如基托所言：“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高级的文化必定起源于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它。假如它固守贵族特性，且时间过长，那么它会先是很精致，后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贵族阶级在完成了其社会功能之后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就会成为祸害。在政治领域，雅典占主导的共同意识，接近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悌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贵族－—大体上说－—全身心地融入民主政体，而其本质特性却依然充满活力；以后两代雅典的优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个突出的例子。”[6]
但不仅是这些领袖很优秀，而是雅典人在整体上也足够优秀。[7] 这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兴起，而是整个民族的兴起。同时，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兴盛——而不仅仅是强盛——必然也是精神的兴起。亦如基托所言，伯里克利时代肇始时期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马，是他教给人们以心灵的习性，这是一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身上都能发现的不可或缺的贵族气质，它要求将质置于量之上，高贵的斗争高于单纯的目的达成，荣誉先于财富。[8]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政治体制相当严密和完善，堪称是人类天才所能创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问题是：为什么雅典还是没有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人才济济的雅典这么快就走向衰落？这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战争的起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那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那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可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我们稍稍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9] 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