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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几篇文章里，斯蒂格勒对市场作出了雄辩的辩护，对某些过分夸大市场的缺陷的观点给予驳斥。同时，他给出了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恰当定位。他认为，人们今天的进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而不是其他的组织，更不是政府。然而，知识分子似乎自古以来就有某种陋习，他们耻于言利，对市场“深恶而痛绝之”。不过他们反对竞争的理由实在并不高明，而且包含了某种偏见甚至搀和了许多个人的利益。为了澄清这种对市场的无知和偏见引起的混淆视听，他在《经济政策的目标》一文中明确地强调了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把个人自由放在首要的位置。同时他又指出，对于政策目标寄予过高的期望将是错误的，实际上经济政策也并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达到目的。而且政策本身是复杂的博弈过程的产物，其目的也往往并非是或主要不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论证和口号上的泛泛而谈是没有意义的，何况有些理论并不正确，关键在于要找出政策效应的证据。所以，在《经济学家与政府》中他竭力主张“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在经济政策的广泛讨论中贡献出一点自己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对各种经济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之间关系的特别理解”。他实际上树立了一个对经济政策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的典范，这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自由的坚定的信仰和理念，二是熟悉政策运行的实际后果。
在《精粹》中论及产业组织的论文里，斯蒂格勒广泛地研究了寡头市场、企业反向保护伞、反垄断、管制等问题。他向我们揭示了真实市场的某些方面。市场不是我们经常联想到的某个讨价还价场所，也不是画在黑板上的一条水平的供给曲线（边际成本）和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市场是一个有结构的复合体，买卖双方和政府都是市场里的重要力量。买卖双方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对比是产业组织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政府的力量的介入正是产业管制。但管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竞争，管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难于开展有效竞争的产业引入竞争。他用大量的数据而不是用空谈阐明这些市场里各种力量的不同组合以及某些政策的实际经济后果。
到今天，自由市场制度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最有效的制度。人们也许正在从斯蒂格勒等对自由市场的强有力的辩护中获得益处：市场正在以更迅速、更广泛的方式扩张，人们从自由市场里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财富和方便也大大增加。然而这不等于说可以不再计较与自由市场有关的经济政策的后果。人们，尤其我们，仍然必须对斯蒂格勒的观点和开创的方法给予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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