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例如，一些人可能认为水果的核心含义是苹果、香蕉、桃子等，而番茄属于边缘。可是为什么应当这样划分？对生长在不产苹果的南方的人们来说，水果的核心也许是菠萝、荔枝、洋桃，而不是苹果、桃子。在这些植物的果实之间，区别也许只是一个连续体上差别。为什么应当将番茄划在水果之内或之外呢？而西瓜到底更接近苹果还是更接近南瓜？我们也许都能提出相当不错，然而不能令人彻底信服的理由。
这种核心/边缘之区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仍然反映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即认为，分享某一概念或范畴的事物有一个根本性的特点、特性或特征将之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而实际上，只要我们看，而不是想，就会发现，所谓的一类事物之间并没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多只有一种“家族相似”20，而且这一“家族”的某些成员与其他“家族”的某些成员有时到可能有更多的“家族相似”。这就如同与某个人最相象可能不是其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近亲属，而可能是一个从不相知的陌生人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就很难说一个语词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并且因此，也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精密语词”而“不精密的语词”的区分。以前面提到美国宪法中关于国会有权建立“陆军和海军”的语言为例，我们就很难说在这个语境中，究竟是“武装力量”还是“陆军和海军”更为精确。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武装力量”一词更为精确，但如果从当时来看，也许立法者之所以选择了“陆军和海军”而没有选择“武装力量”，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前者更为精确。而我们之所以今天认为“陆军和海军”不精确，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的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脱离语境的所谓“精确的”词。正如维特根斯坦雄辩地指出的，将一个扫帚称之为一个与扫帚头相匹配的木棍，或将国
际象棋棋盘称之为多少黑方格与多少白方格的组合，可能在一个意义上对说话者是更“精确”，但在另一个意义层面上对理解者则是更为含混21。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精确”，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必须注意，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时候法官或律师声称法律条文或语言含糊，需要解释，人们常常也就接受了这种声称；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争议之发生并非由于法律语言本身“含糊”，而是由于人们对该法律应当涵盖适用的范围有争议，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力图将他们赋予的含义确立为该法条或语词的含义。例如，在1995年底至1996年初沸沸扬扬的王海“知假买假”事件中，许多人认为王海属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说的“消费者”，而许多人认为王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消费者”；似乎这里的争议是“消费者”的含义不清。但这里的问题并非“是还是不是”，而是“应该是或不应该是”的问题。如果没有王海或类似的事件，我完全可以说，立法者和司法者以及平民百姓都很清楚什么是实际生活中的消费者（否则，我们怎么能说或又能在什么意义上说该法旨在保护并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既然连它所要保护的对象都不清楚？我们又怎么能说许多普通百姓曾利用了《消法》来保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只是在王海事件发生之后，人们试图争夺这个语词的定义来达到他们各自认为是可欲的目的，而不同的人们的可欲目的之间又有冲突。因此，这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是语词本身具有什么含义，而是我们希望它具有什么含义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在这里，“并不是〖人们从文本中〗看到的东西不同，而是他看到而讨厌的东西正是我也看到却喜爱的东西”。22所谓的语义不清之争实际是发生在这个语词之外但又与这个语词相关的一个社会利益之争。这恰恰表明了语词的含义是在社会中由人赋予的，因此是可以由人来争夺界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