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统治者的这种权力意志，也不完全是自由的。稳定是政治大局。统治稳固的前提是要与社会最广大的民众和平相处，顾及到他们的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都在演绎着法制与人治的历史规律。权力意志绝非自由意志，臣民百姓也有不卖其帐的时候，民意总在明里暗里地与之抗衡。“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统治者也有许多伤心之事、不得已之事。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民意民主在日益增长，统治者的权力意志至少也要集体领导，集思广益。立法本身也有法律程序，也要接受《
立法法》的规范与监督，立法过程对国家意志就有了许多制约。法律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中，也就不能不照顾到其他阶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又是各阶级利益的调节器，它有着平衡个人与社会权利义务、调和社会矛盾的功能，它是面向全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全民性；司法程序公开，这就是公正性。现代法律所具有的这些属性，要求法权体现民权，民权拥有法权，法律意志得体现人民意愿。
在民主制度建全的国家中，法律所体现的，也就可能是全民的意志。民主，也就是能实现全民“自由意志”的制度。人上一百，行行色色。常识又告诉人们，全民的自由意志是很难协调很难统一很难实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势必又要有法律的保障机制，也就是需要将民主制度法律化。从这一角度思考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的关系，也就是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民主之自由意志，是对个性的最大包容。具体的个人权利离开了其法律权利的实现，民主也就空有其表。民主需要法权作为实现手段，民权中亦应包含法权要素。讯问是司法查清案件事实追究犯罪当事人的一种权力，这种法权是控制犯罪的社会意志的体现。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当事人可能是无罪的，法律要保护无辜。法制需兼顾这种民意，就要配制无罪推定、控辩对等、口头、直接等原则。这些原则的前提是，司法需要“讯问”去接近案件事实真相；而其代价则是，司法也有可能刑讯逼供伤及无辜。“沉默权”的确立，就体现了这种两难的个性。其价值，在准确打击犯罪，避免伤及无辜。如此，也就能够理解在犯罪控制中，纵有“打击不力”的风险，人们也还是倾向于选择它。这世上实在没有无任何风险代价的完美之事，选择“沉默权”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决非出自立法者的“自由意志”。
三、社会规范与自由意志
平等愿望、民主要求，是人的后天需要。民主性首先是社会性，它很难满足个人的随心所欲，而需将个人欲望纳入社会规范化之中。有规范就有约束，民主也需要规范。这规范 ，其一是道德规范，它建立在习惯之上，使人自觉自律而自由，从而使违规之事得以避免。其防范功能使社会危害不致发生，社会成本最小，“以德治国”即出其理。其二是法律规范，它建立在强制约束之上，使人被迫遵从而自制，重在对已发案件的处理和行为人的惩治。此为司法的被动性保守性，其对已发罪案的打击治理，社会成本较大。但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亡羊补牢不可或缺，遏制犯罪不可或缺，“依法治国”势在必行。历史上的统治者是不习惯于民主的，寄厚望于少数明君和开明绅士的道德自律是不明智的。官场中的买官卖官、贪污贿选，现代社会的白领犯罪、职务犯罪，都说明了民主制度首先需要法律规范，法治是实现民主的保障条件和主要手段。当然法律强制中总有产生专横的危险，法权在握的统治权力也容易异化。法治就是要降低专制的危险。在惩恶时，法律要避免司法腐败本身之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