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是被害人在犯罪行为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必然要求。
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本来意义上说，犯罪是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一种侵犯。因此，被害人与犯罪人一样，是整个犯罪行为系统中的重要一极。但是，将犯罪视为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一种侵害，并未揭示出两者之间关系的全部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犯罪学和犯罪被害人学研究表明，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既不是一种侵害与被害、主动与被动的静态关系，也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刺激——反应”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关系。这就是对被害人与加害人关系的认识论中的互动论模式。互动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犯罪的发生和升级都是犯罪人与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方面存在的某些易于被害的因素很可能诱发了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的犯罪”， “互动论是说明犯罪人（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也即被害人不仅是犯罪行为的承受者和被害者，而且在某些犯罪中，他也可能是招致自己被害的积极主体”。 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味着犯罪行为，不完全是犯罪人单方所决定的。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制约和推动作用。例如，由于被害人的反抗，犯罪人决定杀死被害人；由于被害人的哀求，犯罪人放弃了继续犯罪等等；都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互动的表现。此外，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在某些情况下，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还会出现角色转换，即原被害人变为加害人，原加害人变为新的被害人。总之，犯罪人和被害人二者之间的相互运动，是犯罪行为的品质得以形成的基本根据。在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如果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了救助，就会有效地降低和减弱其对被害人的损害。因此，将犯罪人救助被害人规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的情节，就可以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缓和机制，从而有效降低犯罪行为系统的破坏性能。也正是基于被害人在犯罪行为系统中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法益最重要和最终保护法的
刑法，才有可能寻求和建立起更加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机制。
再次，这是罪刑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所谓“罪刑平等”原则。罪刑平等原则要求各种刑罚制度之间协调一致，彼此平衡。我国刑法未将犯罪人救助被害人规定为法定的从宽处罚的情节，与其他刑罚制度相比，即有失公平。在此，笔者以自首为例，与救助被害人作一比较。所谓自首，就是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如果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97年刑法典将自首的规定扩展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自首的规定是较为宽厚的。那么，自首和救助被害人相比较而言，哪一种情形对社会更加有利，更有利于发挥
刑法的保护机能呢？显然，相比较而言，救助被害人要比自首对社会更加有利，因为，自首毕竟仅仅是犯罪人犯罪后的一种态度。犯罪人虽然自首，但是犯罪人的自首并未改变犯罪人的犯罪事实，以及犯罪行为给他人所带来的各种伤害和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自首不过是“马后炮”而已。也可以认为，所谓自首，仅仅是犯罪人对国家的自首，而不是对被害人的自首。而救助被害人与此大不相同。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或者犯罪后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侵害行为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从而将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有效地降低到最低限度。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首先，犯罪后自首是“虚”的，自首并不能丝毫改变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带来的危害。救助被害人则是实实在在地减少和降低犯罪后果，从而缓和和挽救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次，自首是犯罪人对国家的自首，而救助被害人则是对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给与救助，再加上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系统中的重要一极，因而，犯罪人救助被害人可以使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系统的功能得以降低，从而减轻犯罪的危害后果。由此而言，连自首这样的“虚招”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那么将救助被害人置于若有若无的酌定的从宽处罚的情节之中，实在不能不说是
刑法的一大缺陷。从犯罪人的角度来说，自首的犯罪人犯罪后“虚心假意”的自首（犯罪人虽然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这一切对被害人而言，不过是‘虚心假意’而已），尚能得到从宽的优待，救助被害人的犯罪人“真心实意”地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却并不当然受到从宽待遇。显然，这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有悖于罪刑平等原则的实质要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