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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从未动心思想留在加拿大，那不是真话。一位已取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权的朋友，在国内是个研究生，在温哥华当了个邮局职员，时薪20加元，他非常热心地帮我联系好了打工处甚至还联系好很便宜的住处。如果我想留温哥华，应不会太难。一则我不存在语言障碍，二则过去我做过木匠、油漆工，当过知青，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可是当洗碗工、跑堂，或是其它苦力，并非吾愿。虽然苦干几年，也许能搛足学费，再进大学拿个学位什么的。这样一来要在当地取得大学毕业文凭、进尔取得律师资格，少说也得花七、八年时间，何况即使取得当地律师资格，我的客户圈仍出不了华人圈子，而进不了主流。虽然在当地混碗饭吃，活得悠闲自在，舒舒服服应无大碍。可我一想起自己的理想、抱负，什么法学教授，什么国际律师，什么要干一番大事业啦，什么振兴中华啦，全都将付诸东流。
我把想进UBC大学深造的愿望告诉了切尔森律师，他是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热心地推荐我去找大学法学院东方法律研究所主任旁德教授。他约我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旁德教授对我说，若我能回国考托福，只要过600分，他可以为我争取全额奖学金。思前想后，我想与其偷偷摸摸地留下来，倒不如光明正大地考出来，既然如今我已能出入国境，将来昂首挺胸地出来留学岂不更好。主意已定，我对那朋友的热心帮助表示谢意，并告知他我决定回国，他听后仅是要我慎重考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主意有变，随时通知他，他会尽力帮助我。其实真正是使我决心回国潜在的原因，乃是我想我不能如此忘恩负义，人家企业如此信任你，让你一人出国办案，而我若不回去，则该企业将受牵连一年内外汇将被冻结使用；而侯立则是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让我出国的，我若不回国，岂不正应验了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好事者们的预言，我偏偏不信邪。即使将来要出国留学，我也要凭自己的能力，光明正大地出国。
离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每天抓紧访法院、访律师行、泡书店，恨不能一天多长出100小时来，几乎每天仅睡3小时，耳闻目睹，身受体验。
每天清晨我沿着大街跑步，一路观赏各式建筑，到处是绿草红花，大街小巷一尘不染，郊外别墅花园错落有致。温哥华市有250万人口，却有70%的人住别墅，港区停放着许多私家游艇，有别墅、小汽车者比比皆是，可有私家游艇者才是真正的富人。在加拿大根本看不到我国南方城市非常普遍的防盗网门窗，许多别墅是落地式铝合金门窗，花园仅是由花草相隔，行人们皆来去匆匆，几乎看不到游手好闲的人。
周末，切尔森律师特意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中做客，他家已有80年的历史，但室内装修超五星级，门前后各有个花园。一进他家，令我赞不绝口，门厅、客厅、书房、餐厅、主人房、仆人房，装修得无论从颜色、家俱、情调均雅而不俗，给人予浪漫、温馨、温暖之感。他请我吃的主食是面包，外加色拉和罗宋汤，及一杯香纯的法国葡萄酒，在烛光中我吃了一生中最富情调的一个家庭便餐。
在加短短的20日，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礼遇，不仅仅是我衣冠楚楚，我深知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身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我是一名中国律师，来加拿大处理的是两国企业之间的法律争议，而非来这分享加拿大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财富的。也非来此洗碗、端盘子的打工仔，否则不可能受此礼遇。我想同样是人，我们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蠢，他们懂的会的，我们也会，也懂；至少我能讲他们的语言而他们却对汉语一窍不通，更不用说对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了解。那么他们能富国富民，为何中国人就不能富强起来。“我们不要问美国能为我们贡献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问问自己，我能为美国做点什么？”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不也应当问问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吗？
93年3月12日，我扛着一箱书从温哥华乘直飞香港的班机取道广州回国。不料因班机晚点两小时，无法接上由香港继飞广州的班机，害得我当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长凳上，象个流浪汉一样地睡了一夜，其间两次被香港警察弄醒查身份证，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偷渡客吧。我发现如果你讲英语，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他们讲英语还不如我流利呢。次日飞机抵广州，一出机场，我的感觉浑身不自在，怎么到处烟尘飞扬，脏乱不堪呢。因买不到近日的机票，我只好去坐广州──福州的长途巴士，那种脏乱更甭提了。我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当我迷迷糊糊地坐到半夜一点，车停在汕头市区，车上上来三个壮小伙子，叫车上每人补交100元车费，我知道遇上了“文明”抢劫，车上所有的人都主动地掏钱消灾。车行上云霄境内，驾驶员将车停在一个破脏不堪的饭店，说是吃饭，店主殷勤地招呼乘客就坐，我要了一碗汤面，可算帐时店主一改那温和面孔，凶相毕露，每人30元！其实那碗面最多值5元！回到福州，那种归国的愉悦心情，豪情壮志已被破坏无遗，然而比我更吃惊的倒是所有认识我的人，因为他们决未料到，郭国汀竟然回国了！真是傻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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