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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精神文明建设一直在官方理论上被奉为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大事，但是，“把经济发展作为头等重要大事来抓”始终是普遍的官方主流意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心基本落在越来越使国人对之失去兴趣与信任的政治宣传上，精神领域与经济、技术领域之间形成极大的对立和错位。由此，二十多年来令世界各国都为之羡慕的高速率经济、技术发展，伴随着的是滞后的、碎裂的、甚至已经呈现出堕落迹象的精神。尤其可悲的是，我们几乎可以随处见到或听到蔑视、践踏生命的恶行：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虐待劳工、雇佣童工；建筑商偷工减料，大桥、高楼屡有倒塌；海运、陆运经营者只图高利、超载运输；危及健康的假药、假酒充斥市场；劣质产品毁人肢体；家庭暴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煤矿企业无视安全条件、盲目生产导致矿工不幸罹难，只是这股黑潮中的一个支流。
也许，这股黑潮的形成可以归结为是道德、伦理的沦丧所致，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利己本能在一些人身上的极度膨胀所致，反映了经济学上所谓的市场无法自在地予以解决的“失灵”问题。然而，我们不仅要问：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极度的利欲熏心的呢？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市场本身吗？在一部国内未公映的电影中，被历史地定格为边疆农场知识青年的女主角，为了获得返城的指标，不得不向每一个掌管盖章大权的人出卖自己的灵肉。当她因流产而在卫生所里治疗的时候，一个同样渴望返城、不惜有意打伤自己脚趾来获取指标的青年，竟然还对她施以暴行，根本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念。更为甚者，身披白衣的护士不仅丝毫没有同情心，还要在那里以令人作呕的神情与语言责怪女主角犯贱。在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的年代里，就存在如此贱视生命的暴虐行径，我们能责怪市场吗？更何况，同样是侵犯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家庭暴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归罪于市场的。在文革不仅造成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更摧毁了遏制人性恶之泛滥的制度文明的时代背景之下，经济发展导向的官方主流意识，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制度不能在人本主义这一维度上得到有效的补缮，自然无法有效地阻止市场经济兴起中本就难以避免的利己损人之举汇聚成上述黑潮。
人性如硬币之正反两面并存着善与恶，向善之心的张扬和从恶之心的抑制，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沿袭下来的道德约束，更不能一切皆求诸经济、技术的发展，而需要建构以人本关怀为基调的制度文明。可幸的是，这样的一系列制度，正在人们的推动下逐渐生长。劳工、消费者、妇女、儿童、老人、贫困者等弱势群体，日益得到制度的保障。一种对人本身给予关怀的精神氛围也在塑造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和在这些制度的塑造之下，渐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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