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陈嘉珉
【摘要】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董仲舒认为“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但国家治理应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关键词】董仲舒，德治，法治。
【全文】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 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
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