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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恶，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时之副》）。
他认为，如果老百姓没有好恶，那么国家的管理行为就会失去针对性。“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其势而无以为贵矣。”（《保位权》）可见人性好恶是国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人性好恶是一种客观存在，“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保位权》）。在国家统治行为中，“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统治手段。
对于赏罚问题，董仲舒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赏罚要落到实处，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依据，即“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罚”是老百姓厌恶而不乐于接受的，因此“罚”要适当，过份的惩罚会造成恶性循环，逼使违法者更加作恶。“赏”符合每个人的欲望，但“赏”也不能过份，对老百姓的欲望过分满足，他们就不会以此为贵，从而失去奖赏的作用，“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权》）。
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虽然董仲舒认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主刑辅”），实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据董仲舒的“德”、“刑”阴阳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阴阳义》）。他认为根据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间有一个先后、贵贱和主次之分。“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计其多少之分，则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万事万物都是阳为贵、阴为贱，“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阴阳义》）“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可见圣人治理国家重“德”而轻“刑”，也同样是由天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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