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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法，由于“礼制”的入法，使得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柔韧性受到极大的束缚。与之相关的，被戴炎辉等学者称之为“客观具体主义”的立法方式（即同其罪质之犯罪，依其主体、客体、方法、犯意、处所、人数、赃数等及其它情况，而另立罪名，各异其刑）。 导致法律条款的抽象程度极低，条文所能规制的情形极为狭窄，这便使得法律经常不足敷用。加之传统中国非常重视对法官裁量权的监控，并且设立绝对确定的刑事责任，试图以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来防止解释的异化。这便又与法官们非常注重“罚当其罪”这样一个朴素的正义观念，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都使得法官们更加经常的遇到法律解释和运用的难题。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方面“敕”、“例”越生越多、越生越密。 另一方面，法律却似乎总不够用，法官不得不经常的依靠类推以及其他解释方式。这也使我们最终看到，这种立法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较大的脱节。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以防止解释异化的同时，却又不得不赋予法官另一种实质上是更大也更易被滥用的权力。
3、传统思维的影响
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中国人一向擅长“取像比类”的思维方法。 王夫之就曾说：“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 的确，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喜欢用类比的句式写文章，下层社会的民众也常借此褒贬是非、臧否人物。这种思维定向也导致了法律不足应用时，司法官自然而然的运用比附来建构裁判的大前提。
4、控制犯罪的需要
所谓“金科虽无节制，亦须比附论刑。岂为在律无条，遂使独为侥幸？” 比附对于打击犯罪，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统治秩序，无疑是一把利刃。 在强调人权保护的今天，有人尚对此恋恋不舍，以确保其统治万寿无疆为目的的清代统治者对此地青睐，我们亦当可以理解。
三、比附在实践中的应用
1、 有关应用比附的规范。《大清律例》专列“总类 比引律条”：“按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今略举条，开列于后，余可例推。”“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议定奏闻，若辄决断，致断罪有出入以故失论”，并由刑部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凡五刑之属三千著于律，律不尽者著于例……有例则置其律，例有新者则置其故者，律与例无正条者，得比而科也，必疏闻以候旨。” 另外国家还创立了一系列比附范例，如：遗失京城门钥匙比照遗失印信；考职贡监生假冒顶替，比照诈取官；调戏弟妇比照强奸未遂，等等。
2、实践中地应用
表一
案情 有无律例可供直接援引 处断 特征
1 被诱同逃并无奸情致夫自尽 无（参照成案） 钟黎氏应改照妻妾衅起口角，并无逼迫情状例，拟绞监候。 比附（广东省与刑部，对于应比附援引哪条例文，发生分歧。）
2 奸夫奸妇威逼殴辱本夫自尽 有 该犯照因奸威逼人致死律，拟绞监候，……该氏所犯情节固重，既经该省照妻妾悍泼逼迫其夫自尽拟以绞决。 形式主义和实质推理并存 （对于该氏所犯有多条罪名可供援引？不是从罪行是否构成某一罪名进行分析，而是更注重考虑情罪相当的问题。）
3 奸夫殴逼纵奸本夫自尽 有（且有成案可参照） 依因事用强殴打威逼人致死，既非致命又非重伤例，拟杖六十徒一年 形式推理（似未科奸罪）
4 妇女与人通奸致父羞忿自尽 有，破例 嗣后妇女通奸致父母羞忿自尽者，无论已嫁、在室之女俱著问拟绞立决，交邢部纂入例册。所有陈张氏一犯即照此办理。 论理解释但其中“……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的“致死父母”与“致父母羞忿自尽”二者概念似相混淆。（形式主义和实质推理并存）
5 妇女与人通奸致夫被翁杀死 无 该抚以例无专条咨请部示。查马大系被父致死。既礙难比照奸夫自杀其夫，奸妇不知情之律问拟。而衡情酌断，因奸致父母被人殴毙与父母羞忿自尽罪名相等，是因奸致本夫被人殴毙，自亦可比照妇女与人通奸，本夫并未纵容羞忿自尽例，拟以绞候。 论理解释“但该抚并未将全案供招咨部，情节是否确凿，殊难悬揣。应令该抚速饬审拟具题到日再议。”（比附）
6 奸夫欲娶奸妇逼死奸妇之母 有 若董李氏果系纵容，并非迫于邵金惠之强悍，自应将董老头照父母纵容，羞愧自尽之例，实发驻防。即不科邵金惠因奸威逼之条。 （形式推理）“案情既未确凿，引断又属两歧。” （但此处有个疑问：纵容通奸，就不能被威逼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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