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天富举报无果，李云涛若被官官相护保了下来，等待张天富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许多正直的党政官员之所以最终选择沉默，实与官场中的官官相护，与监督环境不佳有密切的关系。据有关媒体报道，陕西某地工商执法干部A因举报当地官商与私粮贩子勾结，大肆收粮，被莫名其妙地停职检查，大小官员因“收入”减少对其恨之入骨，A家开的电话亭被砸烂，A的呼机上全是谩骂之语。这就是所谓的“平了民愤，激起官愤”。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己算不得新闻了。处在这样的监督环境下，哪个官员还敢、还愿出来监督？
我国的反腐法网不严密，贪污贿赂犯罪机会多，腐败犯罪的成本低，法律对官员腐败犯罪缺乏应有的威慑作用。目前我国虽在《
刑法》中专章规定“贪污贿赂罪”（1979年的《
刑法》仅将“贪污罪”作为“侵犯财产罪”之一种，将“受贿罪”作为“渎职罪”之一种加以规定，现行的规定无疑已是一大进步），但尚无一部单行的反贪污贿赂法。现行《
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构成规定虽较以前严密，但仍有不少漏洞。例如，《
刑法》第
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而这一规定显然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收“红包”行为无能为力，且对“财物”以外的“贿赂”无法进行调整。我国《
刑法》虽然规定对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可以判处死刑，体现了我国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决心，但是，我国《
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起刑点却很高。根据我国《
刑法》第
383条和第
386条的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在《
刑法》修改之前，这一起刑点是20O0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过高的起刑点显然无法震慑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同时也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盗窃罪的起刑点是500——2000元，比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低了很多）。新加坡、日本在这方面的立法颇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反贪污法》第2条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报酬”作出了严密规定：“‘报酬’包括。（l）金钱或任何礼物、贷款、费用、赏金、佣金、有价证券或其他财产或各种经济利益，包括动产和不动产；（2）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3）贷款、义务或其他任何责任的部分或全部支付、解除、清偿、清算；（4）各种服务、好处或利益，包括免受罚款、保住某种资格、免受惩戒处理或刑事诉讼，不论上述程序是否己经开始；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职责；（5）前四项报酬的提供、应承、许诺。”日本的《
刑法》规定“贿赂物”除一般财物外，还包括其它不正当利益，即：“凡是能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包含在内。如点心、酬金、借款、偿还债务、提供保证或担保、宴请、嫖妓、艺妓演艺、异性情交、介绍就业、介绍公私有利职务等。”这样的规定就使得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几无可钻之空子。另外，在新加坡，对贪污的认定是非常严厉的，不管你接受的是钱还是规定不该收受的物品，均被视作贪污。接受的金额小到只有几元钱也可以被划定为贪污。如有一个狱吏因收受15元为犯人代买香烟而被定为贪污，判了刑。更加严厉的是，没有构成贪污事实，而仅仅有贪污的意图，也可以判定为贪污而受处罚。［3］由于我国编制的反腐法网不严密，使得腐败犯罪分子有许多可乘之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腐法网不严密，其实也就是对党政官员的行为监督不严，由于客观机会的存在，使得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政官员走上腐败犯罪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