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文化·机制与官员腐败犯罪-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腐败犯罪的成本低也是官员腐败犯罪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官员因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刑的，其公职、党籍固然要被开除，但在财产处罚方面，只有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能并处没收财产；若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则“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即可以不并处没收财产。此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处罚。而新加坡在治理贪污腐败方面有一个非常高明的“招”，就是使贪污的人要为贪污而付出极大的代价。贪污的人很不划算，也就不敢轻易去贪污。这在犯罪学上指的就是犯罪成本太高。犯罪成本太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犯罪活动。新加坡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由职工本人和其所在单位分别按月薪的一定比例，按月将公积金存入职工名下。这笔公积金对每个职工来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尤其是资历越老，地位越高的人，公积金越多，可以多到6位数以上，就是几十万元。但是，当公务员违法贪污后，除了处以
　　罚款外，还要开除公职，没收全部公积金，他所有的保障，包括购买住房的钱、医疗保险金和养老金全部没有了。这样就能使公务员明了贪污是不划算的。
　　三、完善监督机制，遏制官员腐败犯罪
　　反腐败是一场持久、艰巨的斗争。有些地方的领导人提出要在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内消灭腐败犯罪，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却根本不切合实际，甚至可以说是“痴人说梦”。前文已述，只要私有制还没有从人类社会彻底消灭，腐败犯罪也就不可能彻底根除。但是，腐败犯罪不可能彻底根除，并不等于说就放任自流，让其自生自灭。我们应当探索遏制之对策，以使官员腐败犯罪从高发到低发，从多发到少发。
　　（一）遏制官员腐败犯罪，首先需要从思想意识上引起高度重视。应当认识到，官员的腐败犯罪必将危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治国就是治吏”，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共产党不把腐败铲除，腐败就将把共产党打垮。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我们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放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杀人不是刈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己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啊。崇祯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是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刈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刈我毛泽东的脑袋。”针对当前猖狂的官员腐败犯罪，难道我们不应当好好地重温毛主席的这段精辟论述吗？毛主席的这段话，应当能够引起我们对官员腐败犯罪的高度重视。
　　（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监督机制，是遏制官员腐败犯罪的根本。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依法治国。那么，反腐败也应依法进行，要建立反腐法制体系，将反腐败的各项措施、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官员的腐败犯罪是与官员手中的权力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应当主要依靠法律来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尽量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这是从源头上遏制官员腐败犯罪。采取中央主导型的反腐败模式，建立一套高效、独立而权威的反腐专门机构。“官官相护”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只有从体制上使反腐败机构摆脱其他机关的牵制和干扰，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犯罪。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世界各国成功反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建立一套高效、独立而权威的反腐专门机构，国家权力核心在哪里，反腐败机构就直接从属哪里。为此，我们可以参照他国或地区反腐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采取中央主导型的反腐败模式，即设立国家廉政公署，将原国家各级监察部门、各级人民检察院下设的“反贪污贿赂局”及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入国家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直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务院双重领导，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地方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廉政公署没有领导权。廉政公署的经费由中央预算统一解决，其人事任免权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务院行使。廉政公署派驻到各省、市的廉署专员只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不受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以保证廉署专员办案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建立这样一套高效、独立而权威的反腐专门机构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一支精干廉洁的反腐队伍是对腐败官员的最好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