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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周礼》一书看周礼的法律性质。《周礼》共六篇，分别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除了《冬官》轶不可考外，其余五篇都是由规范性的条文组成的，和现代法典比较，除了没有使用章、节、条、款、项、目这些名称以外，在结构上、在规范性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说法律规范有什么要素的话，《周礼》中的所有规范并不缺少任何要素。一本《周礼》实际上就是一部法典。
第三，古代思想家对周礼的法律性质的论证。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礼走向崩溃的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平衡，当时的思想家们曾就礼刑关系问题进行过一次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但是，这场讨论并没有使礼和刑对立起来，而恰恰相反，礼治、刑治的争论最终使人们认识到了礼和刑的统一性。
孔丘先生主张礼治反对刑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7
在这里，孔丘先生试图说明刑和礼的区别，但没有抓住关键。孔丘先生没有看到刑和礼的职能分工，以为两者的职能都是“齐之”，而两者的区别仅仅是效果不一样——民“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罢了。既然刑和礼干的是同一件工作——“齐之”，一个干得好，一个干得不够好，那当然要选择干得好的那位“礼先生”了。但不管怎么说，孔丘先生毕竟承认礼具有规范功能，可以使社会成员的行为“齐之”。
孔丘先生虽然保守但并不顽固，在另一种场合他对刑礼关系做了新的说明。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道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道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18。在这里，孔先生已经认清了刑和礼在职能分工上的不同。礼的职能是“齐之”，刑的职能是“禁之”，两者缺一不可。刑当然也可以“齐之”，但作为法律的刑只能对刑名、刑种、刑级等等“齐之”，而不能对人们正常的社会关系“齐之”。人们在正常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只能由礼“齐之”，刑则对非礼行为“禁之”。
孔丘先生的“齐之”、“禁之”理论是对礼刑关系的科学表述，当然也是对礼的法律性质的科学表述。
主张以刑去刑的商鞅先生很少谈礼，但他并不否认礼的法律性质，不否认礼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商鞅先生看来，礼的职能就是规定行为规范以便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刑的职能就是保护由礼规定的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所谓“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19正是这个意思。
孔丘先生的法律思想是以义务为本位的，而商鞅先生的法律思想中则似乎包含了权利本位的因素。从义务本位出发，礼的职能就是对人的行为实行“齐之”，刑的职能就是对非礼行为实行“禁之”。从权利本位出发，礼的职能就是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方便，即“便事也”；刑的职能就是保护人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即“爱民也”。所以，“齐之”也好，“便之”也好；“禁之”也罢，“爱之”也罢。都说明礼和刑是一个法律体系中的两个职能不同的层次。$
到了战国末年，荀况先生对礼的法律性质作了更加深刻的论述。荀先生说：“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20。在这里，荀况先生将礼比作准绳、规矩、衡器，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礼的法律性质。
总之，周礼的法律性质是十分明白的。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倪正茂先生所说：“‘周公制周礼’，制礼就是制法，立礼就是立法”。21
在《周礼》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虽然没有颁布过礼法法典，但礼一直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层次存在于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之中。其表现形式就是经书、传统、习惯以及单行法规等等。当然，由于法学理论的不发达和立法技巧上的欠缺，从秦到清的历代刑罪法法典中也夹杂了一些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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