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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词源上看，civile的含义相当于汉语中的“国人、士、大夫的”。
civile的词根是civis。Civis最初是指居住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市的罗马人，他们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所谓“国人”。中国古代的“国人”是指居住在首都的人，和村野之人相比，他们有文化，有见识，知书达礼，享有较多的自由，并且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作用。Civis和国人差不多，也居住在首都，文明程度较高，也享有较多的权利和自由。当时罗马帝国其他城市的居民都不能叫Civis。比如，拉丁市的居民就只能叫 Latini。所以，civis 应当翻译为“国人”而不应当翻译为“市民”。
中国的“国人”虽然是首都的人，但毕竟是中流社会，而Civis的范围比中国的“国人”的范围要广得多，罗马的贵族、官僚、自由民都可以叫Civis。因此，更严格地讲，Civis相当于中国的“国人、士、大夫”这样的群体。
随着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Civis和外省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Civis中的许多人到外省居住，外省人中的佼佼者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取得Civis的资格。另外，根据当时的法律，不管是首都还是外地，担任国家公职的只能是Civis。这样看来，Civis就更像中国的士大夫了。因此，civis毫无疑问地应当翻译为“国人、士、大夫”，而不应当翻译成什么“市民”、“国民”、“公民”。
civile是civis的形容词形式，翻译成中文很自然地就叫“国人、士、大夫们的”。
第四，礼字和 jus 的含义基本相同。
jus可以作为一类法律规范的总称，礼也可以作为一类法律规范的总称；jus有正义的含义，礼也有正义的含义，“礼者谓有理也”23，有理就是合乎正义；jus有自然法则的含义，礼也有自然法则的含义，“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24，“不可易”的只有自然法则。所以说，jus和礼字的含义基本相同。
第五，古罗马的Jus Civile和周礼是共同点最多的两个法律体系。
①从法律部门上看，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它们都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家庭、宗教等所有的法律部门。
②从法律层次上看，它们的主体部分都是让国民“便事”的具体的权利义务规范。它们虽然包括有“便礼”、“便刑”、“便罚”的宪，但都不发达；它们虽然都包括一些“爱民”的罚，但都没有成为独立的体系。
③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Gentes”的原则。
④它们都蒙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把礼貌、文明、正义、理性、仁德等等含义镶嵌到了法律之中。它们名称的字面含义就表明了这一点。
⑤它们都特别重视经济问题。Jus Civile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社会仍然发挥重大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精神，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周礼也同样重视经济问题。王安石先生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25。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
从以上五个方面看，Jus Civile 应当翻译为罗马礼而不应当翻译为罗马“民法”。
当然，周礼和 Jus Civile 也有一些区别：
其一，侧重点不同。周礼中的政治礼法侧重于人伦关系，用父父子子来保证君君臣臣。罗马礼中的政治礼法侧重于民族关系，用民族的不平等来保证政治的不平等。周礼中的经济礼法侧重于管理，罗马礼中的经济礼法侧重于交换。
其二，对应体系不同。周礼的对应体系是刑，刑和礼始终是统一而未合一的两个体系。罗马礼的对应体系是“可下庶族的礼”，两个体系在卡拉卡拉皇帝当政时期趋于统一，但刑始终未有从礼的体系中分离出来。
但是，上述两点差别并不影响礼与jus civile作为一对可以互译的对应词汇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对可以互译的词汇总有差别存在。
３. 礼在体系上的分化
1804年3月《法国礼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cais）26问世，从此礼在古代那种大一统的体系就开始分化了。这种分化沿着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方向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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