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生活中，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是人权的确立和发展，人权不仅仅是吃穿用度言论自由，其最本质的意义和取向在于任何公民都有权参与社会事务，在于公民权向国家生活的逐步渗入并最终取代一切国家垄断。我们相信国家和法律的消亡，但是消亡不会突然发生，消亡的过程正是在公民权渐渐的伸张中潜移默化。法治的国家垄断经历了不成文法向成文法的转变，古时中国，甚至不主张民众了解法律内容，后来发生了公法私法划分的转变，又有了公民权利越来越多的规定和实践，总的趋势是民众越来越多的接近法律运用法律，国家权能在公民权利的扩张中逐渐退让。辩诉交易和支配辩诉交易的司法官自由裁量，形式上是对刑事诉讼国家垄断的突破，实质上是把正义从国家掌握中解放出来，交由社会鉴别和认定，交由当事人在权利得失中考量，在“交易”的名号下，隐含着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变革的深刻意义，不能简单视为司法资源匮乏的无奈，不能排除法律走向社会、民主走进生活、社会自治范围扩大趋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国家垄断的情况下，国家权力是一个庞大的整体，社会对每一桩冤案试图说不，都可能面对强大的权力体系的压制，公正和正义被践踏的时候，当事人、公众和社会经常无可奈何，对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十分虚弱。对自由裁量权的扩展同时是对司法官独立人格的确定，在国家权力结构意义上，进一步分割了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具体化，应当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应当承认，选择和拒绝辩诉交易，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法律文化差异，而是东西方历史进程差距，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积极探索辩诉交易的真谛，在变革中掌握方向实现超越，避免亦步亦趋形而上学。当然，任何变革都不可以想当然定夺操持，辩诉交易需要在逐步成熟的社会条件中渐次推行，如果条件没有出现压根就不能推行；而论证辩诉交易在中国的行止伸缩，主要应当考察刑事诉讼国家垄断的社会土壤是否改良、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否优化、公民和司法官的道德素养是否适应。
　　二、犯罪危害变量与诉讼方式变通
　　在经历了专制国家的司法随意和司法擅断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将法律战战兢兢地捧上圣坛，罪刑法定和证据定案分别成为实体法和程序法铁的定律，极其认真地追求着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正如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一样，矫枉发生了过正，法律至上的神圣理念成为主流意识，国家和社会都过分依赖法律，以为法律可以处理一切案件解决一切问题，当事人、律师和司法官都一门心思地在法律的道场中角逐，若干种可以罗列的证据锁定了案件事实、锁定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也锁定了对正义巨大的社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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