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司法的个案公正与整体公正。实现公正需要资源支撑，在案件、资源和公正之间，存在着正反比率计算公式，现实的公正在案件和资源相除后得出，动用的资源越多公正值就越高。因此，当司法成本必须进行核算的时候，司法追求的公正必然出现理想公正和现实公正两个层级，不能将理想公正作为司法追求的唯一目标，应当根据案件和资源状况，认识公正的现实标准。案件、资源和公正之间的比率变量关系，社会公众有足够的心理宽容度接受，因为人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用不着扛着理想公正的大旗招揽人心。如果指数10是传统观念上某案罪刑一致的公正处罚，但为了实现指数10的公正，需要投入指数5的资源，为了只投入指数3的资源解决案件，便与诉讼当事人达成指数7、指数6甚至指数更低的交易。对交易成功的个案而言，这种处理似乎出现了不公正，但是，若干个指数2的资源余出，显然会有助于司法的整体公正，有助于司法公正整体指数的提高。而且，公正和效率不是截然对立的诉讼范畴，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公正，失去效率就是失去公正。“追逃”是近些年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工作，但有的地方侦查机关全部的经费都不够“追逃”所需，一些地方“追逃”难以开展，偶尔也发生犯罪行为人主动联系归案的情况，提出一些超出法律规定的谈判条件，对这时候发生的辩诉交易，国家和社会应当权衡利弊得失。
　　2. 案件的明确公正与模糊公正。刑事诉讼都是对既往的追溯，社会的和自然的原因经常使诉讼证据湮灭，尤其在现实中国的条件下，经济中心论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正义和公正没有为自己带来具体实惠，多数人对正义和公正选择和采取漠然态度，获取证据困难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刑事诉讼乃至所有诉讼活动中。但是，社会依然需要公正，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处理刑事案件，事实上是司法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由于法律对采取诉讼措施和刑罚方式，规定了严格的证据条件，不少案件往往因为证据问题久拖不决，甚至永远不解决，一些则冒着错案的风险进行诉讼处理。对这种现象做认识论方面的检讨，在于对公正的理解失于机械，把证明案件与证明公正混为一谈，以为每一个刑事案件都能够体现明明白白的公正。由于公正是社会精神方面的标准和需求，公正在于人心，所以公正没有任何可以用法律规定的具体尺度，案件事实清楚时公正的要求是清楚的，而案件事实不清楚时，公正的标准也就模糊了，不能因为公正的模糊而放弃实现公正，或是以司法独断揣测公正。基于资源条件或客观条件不能做到法律事实清楚时，实现模糊公正是处理案件的唯一选择。模糊公正的实现有别于明确公正的实现，主要方式是将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明转换为当事人、司法官和社会认可，“心知肚明”协商协调求得法律解决，以模糊事实实现模糊公正。
　　3. 诉讼的人格扩张与权利交换。辩诉交易是针对所有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措施，人人都有参与辩诉交易的权利，因此，在公民平等参与刑事诉讼意义上，辩诉交易其实并不涉及公正的牺牲。“公正”是社会评价和处置善恶的思想观念，在法律制度和法治过程中，“公正”在具体的权利义务调整中实现，离开权利义务的调整，“公正”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刑事犯罪的发生导致行为人利益、受害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再调整，以整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在整复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在一个共同的诉讼中，若干方面当事人和司法机构，抛开以牙还牙根深蒂固的单一惩罚观念，抛开刑事司法“打击”与“镇压”极左思想政治意识，对行为性质、危害结果进行认定，协商达成能够为社会接受的处理办法，应当说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任何法律制裁都是对行为人权利的削减和义务的增加，考察刑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单一生死刑向肉体刑、自由刑、财产刑、名誉刑的增多演进，实质上是公民诉讼人格扩张的结果，人格扩张为诉讼的多元选择提供了可能。基于诉讼人格的扩张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社会和其他诉讼当事人并不一定需要行为人生命、自由或其他特定代价，权利义务的交换可能达成更有利于各方利益和社会需求的结果。只有“专政”能够实现公正，协商却要牺牲公正的固有刑罚观念，无论如何都应当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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