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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国有企业假破产案件中，可以发现侵占委托管理的财物的“零星成本交易”代价性结构：经营人低价向关系人变卖资产，首先是以“零星成本交易”形式出现的；即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这种交易行为，在法律上又总是不能被追偿代价，行为人通常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显然会形成社会代价体系的彻底破坏。
我们在随意收费和罚款中，也可以发现社会代价体系的破坏：比如许多行政收费、罚款幅度，明显高于法定幅度，但是这种行为也总是不会被法律追究。
“零星成本交易”，必然处于递增趋势之中：道理在于行为成本低廉。这是国有银行坏帐巨大、国营经济亏损普遍、财政支出剧增、行政罚款和收费不断增加的“价格”原因。这种具有统计数（本文省略）说明的经济后果，正在威胁增长经济体内的交易频度，将经济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那麽， 能否矫正“零星成本交易”的代价结构，促使行为人接受代价的约束？
矫正行为，也要考虑矫正的价格。由于存在经营人与委托人利益两种利益，设置公有经济经营者的代价，要在法律制度设定惩罚代价的情形下，需同时安排巨大人力、物力监督利益分流，即需采取“人盯人”的密集防守战术；“人盯人”一旦失灵，增加机构和人数，这样方能施行初级的、经常失效的代价履行监督机制。但这种方式，仍然可能因为监督者与经营人利益整合而失灵；利益整合，会形成新的“零星成本交易”结构。
针对庞大公有经济体设置经营者行为的代价，代价履行的监督机制所需费用高昂，其机制是一个不断被破坏、费用不断递增机制；在市场多元趋利机制下，规避监督和代价监督形成了利益竞赛；同时，由于公有经济体不是单纯的公益服务型经济，本身是获利动机驱动的，它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任何“零星成本交易”造成的损失，都可以用不确定市场交易亏损名义冲销。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庞大的公有经济体中，法律的定价功能已经丧失：它规定的行为代价，失去了现实的代价履行监督机制的支持。
因此，法律要发挥正常定价功能，必要前提是：
一、 公有经济规模巨大缩减；
二、 公有经济转型为公益服务型经济。
这样一来，有人或会惊叫。但是，如果不这样调整，“零星成本交易”不会减少，市场价格体系，就仍然会不断被破坏；法律规设的社会行为代价，在缺乏可行代价履行机制的情形下，无法兑现。
国家已经制定了国有经济退出计划。但是，退出计划并未体现出促进市场社会价格体系建设的思路，而是根据现有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设定企业进退的标准。在被“零星成本交易”折腾得亏损面巨大的公有经济中，割舍盈利型国有企业，在当前是痛苦的；但是，这种舍弃，却是促进市场社会价格体系建设必须的，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有利于经济安全的。只有健康、活跃的市场交易，才是持续和充足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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