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对于诱惑侦查理论还相当陌生，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却是存在诱惑侦查手段的。但是，这种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在法律上却找不到相关的依据。虽然公安部在1984年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曾对特情设制和证据采纳方面作过一些简单规定，但法律上对诱惑侦查的明确规制则依然是一个空白。如何面对侦查陷阱——这是关系到实现侦查法治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之恶和危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19]基于此，笔者由美国关于规制诱惑侦查理论得到启示，简要提出如下几点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建议：首先，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具有相当隐蔽性的无被害人案件，而且限于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对政治犯罪则鉴于ABSCAM事件教训，不宜采用；其次，诱惑侦查对象应当针对那些“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再次，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分诱惑行为；最后，从程序控制上说，应当设定一个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
　　面对侦查陷阱，我们也应当享有说“不”的权利。“程序的法治化，首先应当是侦查权力的法治化。” 权力必须得以行使，但必须是合法地行使，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衡平，诱惑侦查的底线在于不能设置陷阱，不能诱人犯罪。在弘扬程序正义，实现法治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当检讨司空见惯的权力运作之隐患，是否给予弱小的个人权利以更多的关注？这种思考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严打”或许是一贴清凉剂。
　　
【注释】　　1.关于Encouragement和police entrapment关系，详见吴丹红、孙孝福《论诱惑侦查》一文，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2. ABSCAM事件，是指美国FBI为了侦缉国家机关内的渎职犯罪，于1980年以虚设的Abdul有限公司为掩护，由侦查人员扮成阿拉伯人商人，借谋求赌场营业许可、居留签证、产业投资为名，向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吏行贿，致使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在内的22名政治家涉案被捕，并被判有罪。这一历时3年的侦查，被称作“ABSCAM Operation”（AB为Abdul的缩写，Scam意为诱惑、欺骗）。相关判例请参看U.S. v. Williams, (2d Cir.1983); Myers, supra; U.S. v. Alexandro, 675 F.2d 34 (2d Cir.); U.S. v. Jannotti, 673 F. 2d 578 (3d Cir.)；相关评论参看Paul Chevigny, A Rejoinder,The Nation, Feb. 23,1980,pp205, and See Gershman, Abscam, the Judiciary, and the Ethics of Entrapment, 91 Yale L. J. 1982,pp1565,1584-1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