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翁带着堂吉可德向风车挑战的姿态来到中国。他不断指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可是，中国政府却无动于衷——他预料的干预根本没有发生，这使他失望、惊诧和困惑。“这是为什么？”他无法找到“最好的回答”。其实，德翁在中国的遭遇正可质疑他追寻“唯一正确答案”的执着：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非黑即白, 要么压制权利, 要么尊重权利, 要么极权霸道, 要么顺从民意。预先制作黑白两色标签，然后按照自己的判断分别贴上每一种政府行为，这恐怕只能妨碍观察者发现真相——真实生活比预制的标签要复杂得多。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干预，这是可以留给有兴趣的人去探询。本文作者从中看到的事实是：个人言论的开放程度与言说者承担的个人风险的大小是成反比例的, 德翁不会因为在中国发表任何言论而受到迫害, 他拥有比中国同行更为可靠的安全感, 所以, 他的言论更有进攻性。然而，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比中国同行更有道德勇气，或者有压过中国同行的道德优势。
我赞同德翁的主张, 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共通心性，不会因为传统和制度而产生实质差别。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生存哲学并不总是排除机会主义，人总是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味坚持他信奉的某种道德哲学。我在中国大学的生活经历常常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北京暂时居住的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与中国人是如此相同？我不妨用无数事例中的一个来说明自己的困惑。在北京，许多的大学都有一项实施了几十年的规则：晚上11点之后，学生宿舍楼的大门须从内部反锁，以防盗贼。锁门之后，进出大楼必须唤醒值班门房，并经受盘问，从而造成极大不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夜间发生地震、火灾，大楼居民逃生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封锁学生宿舍楼是明显违反中国法律的举措，因为，中国
消防法要求居民楼的防火通道必须保持畅通。[4] 可是，数以千计的西方学生至今仍然在反锁了大门的宿舍里度过每一个夜晚，没有听说发生引人注目的抗议或诉讼。倒是中国学生常常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进行对抗，诸如：向校方投诉；在投诉无效的情况下，拆除一楼卫生间的窗玻璃，翻窗出入；毁坏大门门锁，等等。在学生宿舍楼夜间反锁大门的事件中，西方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更看重个人权利的倾向。尽管我希望看到有人通过诉讼或者其他合法方式进行抗争，我并不认为人们没有这样做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因为，我并不清楚究竟是抗争，还是放弃抗争对当事人最为恰当。如果官员不必按照公平程序聆听民众投诉，如果抗争只能增加个人风险而不能带来希望，大多数人选择放弃抗争或者被动等待也许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妥协、忍耐和抗争至少是同样普遍的人性面貌，威权政治正是植根于人性弱点而得以存在。
无论人们的文化、职业和教育背景多么不同，他们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有限的选择，多数人的选择通常是适应制度，因为，单独或者发动集体行动改变制度的个人注定要付出代价和承担失败风险。在多数人消极被动的情况下，要求某个人、某个群体挺身而出，这是缺乏道德正当性的。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可以轻松地主张：受压迫的人民应该起而抗争。然而，抗争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能保证最好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表达抗争，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