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困难情况，德国立法者在1993年，通过一个附加条款，对刑诉法第153a条中的“轻微罪责”的要求加以补充。根据这个附加条款，当“罪行的严重程度不与之相对抗”的时候，撤消案件是允许的。这些文字的改变表明，德国立法者理解了实践中的发展，即刑诉法第153a条在中型犯罪行为领域中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被运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在刑诉法第153a条的新版本中，并没有触及协商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 -- 不同于引入这个条文的其他做法 -- 已经一般地众所周知了，并且，如已经提到的那样，要求立法作出规定的呼声甚至也已经变得很响亮了。只不过德国立法者根据协商的发展，明显地认为，不存在制定规则的需要。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实践中，与刑诉法第153a条有关的协商程序继续独立地不受限制地进行[19]。
在实践中，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使用约定的方式，可以通过一个案件来证明。这个案件在德国因被称作“木材防护剂诉讼”而相当有名[20]。一家公司的两个经理，因他们经营的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木材防护剂，在住宅内使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损害，在历经12年的调查程序之后，因为过失伤害罪被起诉。在主审判程序中，证据显示，木材防护剂与健康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使得法院、检察院和辩护人在法庭开庭日之前，根据刑诉法第153a条，对撤消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进行会谈。法庭建议由该公司而不是由被告人支付罚款1千万到1千2百万德国马克；检察院要求支付1亿2千万德国马克。由于该公司不能筹措到这笔款项，协商没有成功。两名被告被各判1年监禁，缓期执行。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案有关因果关系的证据是错误的，从而撤消了这个判决，将该案发回下级重审。在新的主审理过程中，由于健康原因，只剩下一名被告出庭，这个诉讼程序最终通过协商，以支付一笔10万德国马克的罚款而被撤消。但是，撤消案件的条件是，拥有经营木材防护剂公司的两名经理必须提供可供支配的一笔4百万德国马克的资金，使一所德国大学能够得以设立一个室内空气毒物学的教授职位。
这个木材防护剂诉讼，因其争议的金钱义务额之高而变得颇不寻常，它表明了法院典型的策略，即借助约定的方法来绕过证据方面的困难。同时，也表明，这是利用刑诉法第153a条进行约定的界限。当诉讼程序是以重罪为对象时，不能利用该规定撤消案件。然而，有报道说，在作为重罪起诉的案件中，例如杀人未遂，也有使用约定的方法，将其降级为危险的伤害（轻罪），从而通过罚金撤消案件的情况[21]。在另外一个案件中，被告因为帮助做伪证（重罪）而站到法庭前面，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达成妥协，认定被告的故意可能仅仅包括轻罪性的不属于誓言的虚假陈述[22]，从而撤消了案件。
这种花招如果不是绝对不能允许，也肯定是很成问题的。与第153a条有关的约定在其他方面也会带来问题。检察官和法官曾经将撤消诉讼程序作为对被告使用压力的一种手段，例如，曾经有检察官在一个证据比较困难的程序中，在该程序比较早的阶段，就提出以支付高额罚金的方法撤消案件，并暗示，再下去就不可能撤消案件了。从检察官的眼光看来，他是愿意并且理解这种措施的出现的，因为这可以省却他的许多调查工作。现在，根据法律，这种“一次性的提议”是很难进行的了，因为根据刑诉法第153a条，一个诉讼程序在主审判程序中也可以撤消。如果法官在主审判程序中考虑撤消案件，那么，检察官就必须基于协商结果的基础，作出自己的批准决定。因此，如果一个检察官已经在诉前程序公开宣布，自己在以后会拒绝作出批准决定，那么，他在后来再作出批准的做法就是不允许的。对于检察官的这种和其他类似的专横，被告人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保护，这就是，当一个较大的诉讼程序应当撤消时，检察官必须将该案件提交给上级审查。
在主审判程序中，由于法院受到的压力，将已经达成的撤消案件的协议撤消的事情一再发生。这样做的理由不一定是存在着证据上的困难，如前面提到的木材防护剂诉讼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因为绝对时效的压力，比如诉讼参与人可能因生病，将使主审判程序中止或者重新进行，或者因为发生意外使得重要证据不再能够被使用，法院也能够感觉到被迫争取约定成功的压力。在这样的案件中，事情自然取决于被告的决定，他可以将法院的无理要求驳回，并且为自己的无罪而斗争。然而，他必须因此承担主审判程序所带来的负担，以及承担对自己作出判决的风险。
这种实践表明，辩护人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够发挥影响力，因为需要他在诉前程序中与检察官，或者在主审理程序中与法官商定各种条件，从而依此撤消一个诉讼程序。例如，如果辩护人查明其他各方对撤消案件都感兴趣，那么，他就能够就应当由自己当事人承担的罚款数额进行商谈。如果辩护人没有得到的检察官或者法官准备撤消案件的印象，那么，他也可以宣布，自己在主审判程序中将提出许多证据申请。经验指出，如果他提出的这种证据申请太多，就会使得主审理程序的期限拉得相当长。
人们可以对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种策略上的花招不再符合
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并且，也使得逾越允许性的界限变得很容易。不过，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同时，不应当忽视这一点，即协商的其他替代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一种简略的、严格遵循古典诉讼程序基本原理的程序的理想模式。相反，人们必须仔细盘算，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在诉前程序，同样也在主审判程序中，会经常造成严重的拖延，也不可能预见诉讼程序什么时候结束。在诉讼程序中，如果不利用协商来结案，也可能产生更多的需要巧妙处理的问题。如果人们从诉讼程序的现实考虑，那么，这个与协商相联系的问题就可以在一束不太昏暗的灯光下显现出来。在协商期间，以从轻处罚作为认罪的回报，必须说明该约定可能在什么样的法律框架下取得，并且要防止在使用这种方式时发生滥用。不过，这里需要坚持一点，即在争论和不确定的状态下，参与人之间以谅解目的说出的坦率话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助于相关问题的清楚、明确，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
三、 刑事命令程序中的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