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按照合法与否对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作了区分：合法的接近渠道、强制性的渠道。
1、合法的影响渠道
A、个人联系。接近政治上层人物的最古老和最传统的方式是个人联系，是指利用家庭、学校、地方和社会联系作为接触政治上层人物的工具。在Ross K. Baker的《Congress and Senate》一书中指出，众议员往往通过个人服务这种方式得到选民的信任。因此，与选民有更多个人联系的众议员，再选当选率要比参议员要高。Bob Smucker在《Nonprofit lobbying guide》一书中也反复强调非营利组织应当极度重视通过其草根与议员的个人联系来向他们施加压力。
B、精英人物代理，是利益集团可以非常有效利用的方式。它是指由一名集团成员直接参加政策的政策制订，或者由一名独立的精英人物表示赞同的形式。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利用上院舞台维护地方利益，对叶利钦不再惟命是从，非但不象从前那样充当制约下院的工具，反而频频向当局施压，是这种精英代理的表现之一。 阿尔蒙德指出，精英人物代理还可以成为没有其他表达手段的利益集团的渠道，特别是那些庞大的非社团性集团。比如说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议会中某些贵族和中产阶级出身的议员自告奋勇地来为工人阶级表达利益。
C、正式的和机构性的影响渠道，包括大众传播工具、政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众传播向立法者传送政治要求的主要手段。具有严密组织结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往往是控制社团性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传达他们的要求。但在政党权力分散的情况下，政党的反映能力甚至不如个别议员或者一批议员。这种情况下，政党就成为重要的传达影响的渠道。
D、抗议示威、罢工以及其他非暴力但激烈而直接的压力。这种影响方式的合法与否，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示威者的行动。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中“无权无势”集团的一种策略，那些本身不具有影响决策者的途径或资源的集团，只能使用争取同情和支持的非常规手段。
2、强制性的渠道
A、罢工和阻挠，通常是组织良好的社团性和机构性集团来进行的，它在不同的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效力。
B、暴乱，有的是带着相当明确的共同目的所发动的，有的则反映了毫无目的的愤懑情绪。在不公开承认公那有组织利益集团和表达选择倾向权利的政治体系中，这种暴乱的发生可能是表示人民不满的很少的几种迹象之一。在自主的利益表达结构的发展受限制、管制能力有限以及内部局势紧张的国家里，非正规利益集团的活动可能是常见的现象。
C、政治恐怖策略，包括暗杀，对其他集团或政府官员进行武装袭击及制造流血事件。这种策略在实现政策改变方面取得的全面胜利是有限的，因为赤裸裸地使用强制手段动摇了他们本身的权威。
4、影响的作用及评价（包括其职能）
1、积极作用
(1)利益集团代表和集中各种利益，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西方的民主政治主要是由
宪法、选举和三权分立制度提供保证，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人民和决策者中间建立一种利益传递机制，利益集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美国政治的民主特征。“政策制定过程至少包括决定问题、拟定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和制定出政策三个阶段。这样，政府作为‘直接决策者’就处于政策拟定制定的后期阶段，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机构则积极参与前两个阶段，并且发挥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是仅仅一票的能量是很小的。社会的复杂化及社会成员间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有必要通过集团的力量和活动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共同的利益、目标把特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形成有组织的集团。 ，作为利益集团的一员，一个人变为集体的一部分，他的潜在能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单个的投票就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利益集团的特殊代表性与政党及民选政府官员更广泛的代表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增强个人有效选择政府政策的能力，利益集团为个人提供了增大他们自身力量的途径，并帮助实现了多元化及自由选择的民主价值观。“从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看，尽管利益集团大规模参与政治生活还只有一个世纪，但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的确紧密相联，并实际成为民主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调和各种利益，保障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在一个利益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里，人们只有积极地维护为社会生存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政治自由才能得到保证。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但是各相关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利益矛盾的激化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众多集团通过决策程序表达自己的利益，最后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各种利益的妥协。立法者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各个集团的利益，还必须考虑整个公众的利益。不能只顺从某个集团的利益，而完全置其他利益集团于不顾，尤其在涉及面广的重大问题上。否则，政局就不能稳定。因此，政策是在各个利害冲突的集团调和各种利益以取得一致意见的结果，是各有关利益集团相互协调、妥协平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