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依据《
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简称批复），发出《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简称通知），有关铁路局依据此通知对旅客列车的票价实行上浮。河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在春运期间购买了石家庄至磁县、石家庄至邯郸车票，票价比平时分别多了5元及4元。对此乔占祥认为铁道部上浮车票票价的行为侵犯了他本人及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遂于2001年1月18日向铁道部递交复议申请，要求铁道部撤销春运期间上浮火车票价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一并提出了对国家计委批复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申请。2001年3月19日，铁道部就乔占祥的申请作出维持“通知”的行政复议决定。乔占祥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和铁道部的“通知”。在诉状中，铁道部被列为被告，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被列为第三人。[58]
案件发生后，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原因主要是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浮已实行多年，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至少在乔占祥之前，还没有人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法律途径就这一事件去讨一个正式说法。但是比期望更多的是人们的疑虑，乔占祥仅仅为了9元钱，而去状告部一级的政府机关，能赢吗？值得吗？乔占祥究竟是一些人眼中的“刁民”还是法律上的“好人”，笔者不由想到德国法学家耶林在1872年发表的论文《为权利而斗争》，在文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为权利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对人类而言，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生存至关重要，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人在权利之中方具有精神的生存条件，并依靠权利保护精神的生存条件。
对被遭受攻击的具体权利的保护，不但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而且是对社会的义务。……法与正义在一国中兴之际，光凭法官在法庭时刻等候审案、警察派出巡逻还不够，每个人都相应地尽其所能加以协助是必要的。当恣意妄为和无法无天的九头蛇希多拉神抬头之时，每个人都有踏上一只脚的命令和义务。受法庇护的人都应该尽其所能为保护法的威力和威信作出贡献。总之，在社会利益上每个人都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斗士。……由于个人的权力遭侵害被否定，导致法本身遭侵害、被否定，因此保护主张个人的权力也就是在保护和主张法。……对法理念的亵渎和侮辱比对一人身上的侵害更令人感到痛心之至。虽然不是自己的利益，却能像自己的事一样为被压制的权利而竭心尽力的人，正是这种理想的法感觉——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才的的确确是高风亮节者所拥有的特权。[59]
无疑，如果按照耶林的标准，乔占祥是理想的法律人的形象，他敢于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而这也正是中国行政法所期望的私人的形象。[60]为九元钱打官司，的确有些得不偿失。但这仅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对国家而言，这是极有好处的。试想如铁道部一味乱涨价，但由于金额过少，人们均无动于衷，铁道部必然会一如继往地乱收费，甚至变本加厉。如此时有一法律勇士挺身而出与之展开法律斗争，在判例下来后，势必对铁道部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可见，这类案件受惠的实际上并不是原告，而是社会公众。为“多掏了9元票价”而几上北京打了一年官司的乔占祥说“觉得很值”，并称此案输赢并不重要，案件能开庭就具有非常大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它能唤醒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同时也能促进我国行政诉讼法律方面的日趋完善。[61]
也许，通过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中国行政法所要建立的是这样的关系:个人有权利，国家有权威；个人不是屈从于国家的管理，而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和对国家权威的认同而自觉服从；个人没有因为服从国家而丧失自由和权利，而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家把自己的权力看作个人发展的手段，认识到自己的权威来自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来自权力的自我约束而非来自暴力。[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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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的写作主要受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星野英一：《私法上的人》、谢鸿飞：《民法中的“人”》的影响，但是由于命题本身的宏大和作者对行政法上具体制度沿革的陌生，使本文的写作只能从宏观的理论层面予以分析，同时由于外国各个时期行政法规资料的缺乏，更加大了作者驾驭本命题的难度，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2] 王锴（1978－ ），陕西汉中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级
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3] 方世荣在《论行政相对人》一书对研究行政相对人的意义阐述颇多，虽然他是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研究行政法上的人的，但就意义而言并没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