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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发权利救济的制度分析
1、安全责任制。近年来，国家政治中对公民生存权的解读，尤其是以民为本政治理念政策化、规范化，公民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在城市公共生存空间中的公民生命安全，受到普遍性的重视。虽然跳楼行为并未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责任追究范围，但通过政策类推实践，可能将跳楼行为引起的伤亡，纳入履行政治责任的范畴,极大机率被实际兑付。因此，跳楼行为地的行政负责人，对公开化的跳楼行为，不得不极大关注。为了避免安全责任比附，行为地行政负责人员，不得不采取积极态度应对跳楼案件。放弃回应，实际发生跳楼伤亡，引发公众反应，破坏城市形象，其政治责任难以解脱；尤其是跳楼行为人，普遍以拖延时间的办法，提供官方回应机会，迫使官方无法通过客观理由，解脱其安全保护责任。
2、职业救助组织发达。近年来，我国公安消防机构，通过“人民消防为人民”、“责任重于泰山”这类中国特色政治理念的话语输入，产生出“有警必出”的社会承诺，使消防机构在我国公安建制中，成为公共关系形象最为良好的一支。这支军事化管理的火灾扑救队伍，在社会抢险救灾方面，成绩突出。为了抢救火灾中高楼中的跳楼逃生者，消防队伍普遍购置了举高车、充气地垫。通过媒体推介，社会群众普遍认识到，即使跳楼地行政负责人反应不足，消防机构接警后，必然要对其实施救援。在“责任重于泰山”的权力机制下，消防机构对跳楼报警，不得不迅速回应，从而避免有警不出这种可能严厉追究责任的情形发生。
3、自杀行为的法律代价，无法进行制度性建构。自杀行为，是一种自然权利，还是非法行为，世界各国所述不详。此种不甚详明，非立法者不欲为，实乃在立法层面，无法进行自杀行为的法律代价建构；由于责任主体的消失，即使具有法律的制度约束，这样的制度亦会形同虚设，代价无法兑付。同时，对自杀的法律规制，往往引发社会的道德伦理冲突，它成为了立法者永远的“烫手山药”。自杀或被视为影响社会安宁的行为，然终不足构成犯罪行为。自杀行为与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失范行为，毋宁被认为，这是一种本身无法实现规范的社会自生行为，是社会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促进反思规范意义的行为。催促跳楼人采用这一生活范式的力量，是天使还是魔鬼，只有宇宙世界中全息化认知主体，方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
4、获取法律救济困难。司法改革的滞后，司法体系对合法权利的法律救济要求，高成本、无效率。这是社会人治状态中，权利救济的普遍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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