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人的分类
对于法人的分类，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采取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方法：
（一）立法上不作公法人与私法人的明确区分。就传统民法对法人所作分类来看，将法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其意在揭示根据不同法律设立的法人之不同地位，有其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更多地是表现为对于设置公法人有关特别制度（如公法人设立之特别程序、国家对包括公共机构在内的公法人的财产及其活动进行监督控制的特别措施等）提供理论依据，而这些特别措施与制度，通常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而在民事活动中，无论公法人抑或私法人，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均同等适用民法有关法人制度的基本准则。因此，就民法之立法的角度而言，不予明示公法人与私法人之种类区分，无碍大局。此外，考虑到我国法学理论关于如何区分公法与私法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立法上从未出现过公法与私法之用语，故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划分，应当成为民法理论探讨的课题，但在民法典中不应对此作出明确划分。
（二）取消《
民法通则》以所有制为根据的企业法人分类，改采“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分类。传统民法将法人分为“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意在揭示法人设立之不同目的，并导致法人设立方式和法律适用上的重大区别，是法人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基本分类。但此种分类的缺陷在于无法包括一些既非公益、亦非营利的法人组织（中间法人），从而留下法律漏洞。我国《
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企业法人实际上就是营利法人，而所谓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以及社会团体法人，则基本上应属于公益法人。考虑到我国民法更为注重法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保留了《
民法通则》关于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之分类的基本思路，但借鉴德国法和瑞士法的做法，采用“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而在营利法人中，则不再区分全民所有制法人、集体所有制法人等。
（三）营利法人之中，增加设定“捐助法人”。传统民法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作为法人的基本分类，其意在揭示法人设立所依赖之基础（或为人或为财产），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我国立法从未采用“社团”及“财权”的概念，而已经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团体”之概念与“社团”之概念极易混淆，至于“财团”，则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概念和分类可为民法理论所运用，但立法上不宜采用。但我国民法应当对财团性质的法人作出明确规定。
财团法人通常由捐助财产设立，其典型形式是各种基金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海外侨胞以及国内人士捐资设立的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以及教育科研方面的基金会大量增加。除此而外，由个人捐资设立的学校、医院、福利院、文化馆等也不断涌现。对于基金会一类法人组织，我国有关条例将之划入“社会团体”范围。但基金会等与明显具有社团特征的社会团体具有本质区别，如加以混淆，则有可能将基金会等福利机构中的管理人员误认为法人成员，从而导致其设立宗旨和财产用途被非法改变。为此，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基金会等组织划入“事业单位”的范围。但在我国的非营利法人中，虽然所谓“事业单位”通常是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外的组织，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事业单位主要由国家兴办（少量由集体兴办），多数事业单位事实上代表国家从事社会各项事业，其成立程序与国家机关基本相同。因此，“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实际上是相对应而存在，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为非营利性组织，后者为非营利性组织，但两者均为人的集合体（社团）。也就是说，如果将基金会等捐助法人划入事业单位的范围，将完全不能显示其“财团”性质。此外，由于我国的公有制性质，多数公益性组织（包括学校、医院等），均由国家出资兴办，这一类组织与由团体或个人捐资兴办的同类机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并不能将之划入传统民法中的“财团法人”一类。所以，把团体或者个人捐资兴办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统称为“捐助法人”在立法上单独加以规定，明确其性质与特征，是有必要的。为此，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对捐助法人的设立、登记、活动范围等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