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地说，在议会制和专业化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内阁很乐于接受专业神秘性——只要官僚聪明并有效地完成了任务，那么政客们就没有迫切的需要强求官僚们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相应的，官僚能采取官僚中立的韦伯伦理作为首要的保险政策。以这种方式，他们无需由于自己曾为前任内阁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向每一届新内阁道歉。相反，公务员们可以希望韦伯伦理将使他们把潜在的劣势变为主要的资本：“部长先生，我将为您和您的政策服务，精力充沛，充满热情，就象曾为您的前任和前任的政策服务一样。”
看过电视连续剧《是的，大臣》的观众，肯定会嘲笑这种忠诚服从的断言，因为他们看到那个老谋深算的文官，汉弗莱爵士，每周都以策略挫败无能的政客吉姆?海克。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电视节目可能不是考察当代英国文官制度运作的最好途径。[143] 对现在来说，在议会制的专家化压力和美国式分权所产生的非常不同的激励之间进行比较，就已经足够了。[144]
如果有独立于国会的总统，高层文官就必须学会在由对立政治领袖控制的战场中生存。由于总统和议会的要员们都挥舞着有力武器，惩戒抗命的公务员，因此只有最天真的官僚才会相信“中立职权”伦理是最好的生存策略。她和她的机构若想获得良好发展，就不能再象在议会制中那样，仅仅使部长满意就足够了。公务员的优先使命不再是去完成部长所分派的任务，而是要努力在总统和国会之间左右逢源，以使总体支持最大化，这两大机构可能互相对抗，但却执掌着立法和财政大权。
相应的，这一使命将驱使公务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来动员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中，内阁部长们显然不会容忍文官阳奉阴违并组织政治支持者从事威胁内阁的活动；而在美国式体制中，在总统和国会之间不断的争斗将使得高层公务员几乎别无选择：她的机构要想完成其使命，就必须持续动员友好的利益集团，以影响众参两院和总统内阁的关键人物。
分权体制另一个特色加强了公务员的政治化。如前文所述，分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可能加紧立法以超越下一次选举。通过一项法律尽管可能很难，但改变它同样不容易。当执政联盟寻求使其提案免受轻易修改时，人事政策将在其所有的防护措施中居于首要位置。如果执政者能把意识形态的亲密伙伴任命到新设立机构的重要岗位上去，那么这些文官将处于一个战略性地位，进行反对未来总统和国会的两线战争。当将来某个权力分支反对该计划时，政治化的公务员为使本机构继续生存下去，将努力寻求利用政治力量的剩余空间——即制定或修改计划方案，以获得利益集团、议会各委员会和总统班底的继续支持。另外，第一代政治化的公务员，将会力求选择一个相似类型的继任者。[145]
这意味着，在当选总统和总理们就职时，所面对的官僚现实将十分不同。后者面对的是热衷于维护其职能中立的高级骨干，而前者面对的则是由官僚式固有理论家组成的难以驾驭的帝国，而这些理论家很善于和国会及利益集团结成战略联盟的政治艺术。
尽管如此，作为行政首脑，总统却非常清楚她将对全部官僚机构的表现负责。那么她又如何使自己的“行政权” 真正存在，而不仅仅成为一个
宪法隐喻呢？
只有再发起一场使公务员政治化的运动——这一次是培养忠于自己的个人亲信。这场运动将沿着两条战线进行。首先，总统将建立一个完全由其亲信控制的特殊机关，并力图扩大它的职权，来审查和修改由整个庞大的官僚帝国所做出的决定。为证明该行为的合理性，需要打着中立的旗号，以对因不同执政者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法律建立各种独立机构所造成的混乱进行“中心协调”。但这个标签仅仅是在粉饰中央的总统亲信和外围的固有意识形态官僚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
这正是第二条战线所要解决的问题，即总统将把那些难以驾驭的官僚领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信，以力求巩固她的帝国。这些任命的首要标准是忠诚于总统及其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意识形态连贯性当然将取决于特定的在任总统。但很大的危险在于，总统的使者们将被官僚们“同化”，并屈从于固有理论家们的压力，维持机构的先前使命，甚至偏离了“行政机关”的议程。
在这一高负荷的环境中，并不会完全忽视对实质性知识和行政能力要求。知识就是力量，并且当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将永不过时--但却经常处于对抗的情绪之中，对能否达到专业共识存在极大的怀疑。简而言之：议会制孕育职权中立，分权制则助长专家制的政治化。结果，在无数官僚战线上的无尽战争，扩散并破坏了选民对总统的授权。
诚然，总理及其内阁在对付官僚机构时也同样面临严重问题，但种类是不同的。在职权中立之下，官场作风很难捞到什么油水。最后，对现实的理解完全没有中立的方法。世界的每一个“专家”的解释都包含很多矛盾的前提——尽管每个专业领域都无疑存在着“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但它之所以能在专业从业者的意识中延续下来，仅仅是因为压制了对其很多疏漏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