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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机关的封闭意识是件好事。从事实践的专业人员并非学者。他们的职业是做出决定，而非从事雄心勃勃的前沿研究。无论这个“传统智慧”可能在五十年后被证明多么有缺陷，但职业官僚就生活在此时此地，并且我们不应当促使他们对自己理解力的局限感到过度忧虑。现实的理想的“职权中立” 仅仅要求官僚尽力以最好的传统智慧从事行政工作。
但难就难在这里。行政机关是智识保守的产物——充斥着大量沉湎于陈旧传统智慧的旧式人物。[146] 尽管他们善意地声称“职权中立”，但高层官僚可能经常被陈规所束缚，并且无法赏识在大学、私人企业等先锋机构中存在的更好观点。民选政治家要求行政人员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是一回事，而由于官僚无法跟上当代思想而使政治家遭到挫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人们不应当夸大它在整个体制中的重要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官僚们抵制政治家们寻求奇迹般的治疗方案可能是对的，但是，也应对该问题的严重程度保持足够的警惕。相比而言，议会制下的行政机关要比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机关更容易实现管理的知识化。部长们可以通过召开外来专家的特别“高级委员会（blue-ribbon commissions）”，对异常过分的官僚封闭意识进行矫正。或者他们可以把在官僚和外界间的很多反馈渠道制度化，例如把提升的官员送到大学接受职业中期再培训，以及组织咨询委员会，在持续关心的问题上收集广泛的意见等等。或者部长们还可以任命一个小的人事规划班子，和永久文官进行创造性的交流。
这些工具不可能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运转良好，并且有时官僚的狭隘意识将达到病态的程度，但我们不应为此偏离行政激励的大方向。在议会制下运作的文官有强有力的动力服从新任部长，并使业已存在的专业智慧适应日益增强的政治任务；而当立法权在总统和国会之间分配时，官僚机构就变成了固有意识形态的官僚和不断争取政治支持的总统亲信之间的战场。
（四）、从理论到现实
那么，在理论上讲，美国式分权总是伴随着乏善可陈的官僚政府形式。然而更糟的是，这些理论联系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1、专家制政治化的代价。--再一次，我第一个基本预言是，精英美国文官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他们在议会制下的同行相比有着深刻的不同。Joel Aberbach，Robert Putnam和Bert Rockman教授，以及美国和六个欧洲国家的研究人员，对官僚文化进行了开创式的比较研究，以上结论就是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之一。[147] 在对每个国家大量重要议员和行政人员进行了精心设计的访问之后，这些学者得出结论说：“我们试图寻找普遍的规律，但美国却总是例外。”[148]
和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是，美国官僚并不认为他们负有一些和政治家不同的职能。这些学者认为如此缺乏角色差别“令人吃惊”，[149] 并毫不含糊地确定“美国失常” 的首要原因在于分权体制：
美国的行政人员，在无与伦比的程度上，需要负责寻求自己的政治支持。由于缺乏可靠性，美国官僚们被迫冒险，并强烈支持他们的私人立场……由于既没有被中立所保护，又没有明确地服务于单个主人，因此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找到同盟者……尽管不容否认，公正地说，官僚政客哪儿都存在，但在美国之外，该游戏中通常玩家更少，而且规则即使说不上完全确定，也至少明确得多。官僚政治在欧洲通常是偶然发生的，而在美国则无休无止。[150]
我的第二个重要判断涉及总统和总理对各自迥异的官僚现实做出反应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和英国进行熟悉的比较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151] 当英国新内阁上台时，首相“任命大约一百名政府成员和少量首相府的政策顾问。另外，内阁大臣可以每人聘任一两名政治顾问。”[152] 相比而言， 美国总统有权做出大约四千个任命。[153] 然而，尽管总统具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然而，具有较高官僚影响力的却是首相。
在一篇值得所有比较宪法学者一读的论文中，政治学家Terry Moe和Michael Caldwell描述了英国情况：
英国的确有一种总统们无法企及的体制。它是围绕着两个中心机构建立的：直接向首相负责的内阁办公厅（Cabinet Office），以及在财政大臣（内阁第二号人物）领导下的财政部。这些机构在完成其首要任务时团结紧密，并且由具有真诚、专业和中立职能声望的文官充当职员。尽管规模很小，但它们掌握了官僚机构之上的大量权力。
创建职权重叠的其他机构的主张只是一些插曲，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例如，中心政策审查咨议局（Central Policy Review Staff），创建于1970年，职能是向首相提供信息的替代性来源，但它很快被内阁办公厅吸收，并最终被撒切尔政府废除了。Harold Wilson首相很好地解释了首相为什么不愿意利用这些部门：“（一个首相）能够期望创建的所有部门都已经……包括在内阁办公厅中了。”[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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