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上计制的实行是王权强化的必然结果。当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经济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封建统治者为了独揽大权，约束各级官吏，往往亲自主持上计，进而形成了一种延续近千年的考核制度。这不仅可以督促官吏廉洁自守，而且也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对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上计制是通过对官吏的定期稽察考核，来兼职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同时也包含财政财务审计和财经法纪审计，集三者于一体，这说明官员审计制度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同时，上计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是弄虚作假，受贿渎职者不乏其人；二是经常流于形式，走过场。西汉时，丞相身为上计的主持者，辅国政，领计簿，有的却糊涂到连关于国家存亡的钱谷一年出入多少都不知道；2三是官吏进京上计，讲究排场，铺张浪费。到晋朝末期，封建割据更趋严重，朝廷衰微，绝大部分地方官员已不上计，史籍中有关上计的记载亦十分少见。后来，随着官吏考课制度的变化以及三省六部制的形成，上计制也逐渐衰亡。
　　三、审计职能的分离———专职审计制度的雏形
　　专职审计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官员审计制度的演变期。随着秦汉三公九聊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变，官员审计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出现了比部，掌管法制、律令、勾检等事项，开我国外部专职审计制度之先河；
　　其次，出现了负责文官选拔考核的吏部，兼职进行官员审计；
　　再次，御史监察制也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作为兼司审计的机构，御史台已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机构。
　　最后，作为审计依据的法律制度也有较大发展。从形式上讲，有关官员审计制度的法律条文解决了秦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矛盾的问题，将律和令分开，3使有关官员审计制度的法律规定更多地体现在相对固定的法律之中。从内容上讲，法律加强了对负有审计职责的官员违法犯罪的处罚。如《晋律》中规定，如果监临官向别人索取钱物，那就要当作盗窃犯惩办。4《北史·张兖传》中亦记载：“诸监临官取所监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这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思想。
　　但是，从总体上说，比部作为专职审计机构地位低，权力小。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属门阀制度确立的鼎盛时期，门阀土族为保住自己的特权，经常对监察官的监督加以非难、报复和迫害。例如《晋书·刘毅传》中记载：“(刘毅)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这说明监察官员好比朝廷攫兽之犬，却可能遇到背后鼷鼠的暗算。所以，即使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御史，其审计职能和实施也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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