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具文并非假货。它与潜规则的关系，和假货正品间的关系刚好相反：潜规则必须随时随地、因人而异地视具文的最新动向而加以调整灵活运用，否则即可能失效(“规避”失败)，输给官方的律令，后者也就不再是具文了。在此意义上，具文不啻是潜规则之母，一如品牌乃假冒伪劣之父(详见《政法笔记/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现时新法治的实践，必定是表里不一、“地方主义”、依存惯例却又充满例外的。于是在老百姓“法盲”看来，法律和金钱权势是一回事。具文滋蔓，防不胜防，要价更比那实地现管的土政策潜规则不知贵出多少倍去。《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省领导莅临检查工作，农民拦车喊冤。原来有个周万枝，因欠了二千元村提留税费，被司法所雇人强行带到管理区地下室“学习班”，受虐待精神失常、小便失禁，久治不愈。家人多次找作者(乡党委书记)告状，但是管理区与司法所订有合同，按收款比例给司法所“执行费”，出了问题由司法所负责。而司法所属司法局垂直领导，乡里管不了。作者无奈，建议家人到法院和检察院去“依法解决”；实际上是“推托之辞。一个普通农民，凭他自己的能力，根本没可能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做主，“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中，法是为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欺压穷人服务的，只有包青天是他们的大救星。”所以周家拦车，县里早有预料，派人扮作省领导接待他们。但是农民也不笨，“省领导”表态之后，还要乡党委书记表态落实。于是作者从真领导身边抽出身来，赶到假领导面前，向农民做出保证，避免了真领导被拦车喊冤的尴尬。“事后，我从市、县、乡里多渠道求援，组织资金给周家补偿，并对管理区主要领导立案审查(因经济问题)，事件这才暂时平息”(李昌平，页85以下)。
　　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上述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律师、法官等法律人集团的职业道德规范，是基于国家法律的有关实体规定和诉讼程序制订的。法条具文一多，执行不力，职业道德规范也就成了不切实际也不必遵守的纪律说教。法律人的职业素质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济。而且，因为执业伦理的混乱，法律人与私力救济的市场竞争便不仅是政治的(合法非法)和经济的(业务垄断)，同时也是伦理的(品行信誉)。即在当事人和公众的心目中，法律人与讨债公司、私人侦探、“二奶杀手”等私力救济业者相比，未必展现了更高的伦理标准和敬业精神(参见徐昕，页85)。换一角度，也可以说，近年来私力救济之能够蓬勃发展，禁而不止，得到国家的“默示共谋”，除了效益成本上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正式(诉讼)渠道和法律人集团的信誉受到呆账拖累，本身成了社会正义经常谴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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