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力所有者的退隐
对于任何一种权力所有制，如果权力所有者退隐（君主立宪制的君主虚化除外），腐败就是必然的，区别无非是时间的早晚和严重程度而已。在君主制下，君主的链条一断，每一个官员都成了所有者；在共和国，如果公民没有美德，不再爱共和国了，或者"民智未开"，选举制度流于形式，那么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便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力的占有制，相应的统治方式是军政或训政。
中国自满清王朝寿终以来的权力体制一直存在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即权力的所有制与占有制之间的悖论。为了使占有制永久化，那就必须使所有制虚化，使权力的所有者退隐，公民政治权利注定只能是纸面的文字符号，从而从本质上否定了认真对待
宪法的可能性。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27]。这种权力--服从的压制型太平是否定公民主体性的稳定，是没有活力的稳定。这样的权力结构具有高度的自生性、自主性和封闭性，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社会负责。是否会腐败、什么时候腐败就取决于权力体系的自洁功能的发挥。政治道德与纪律、严刑峻法是其两大自洁法宝，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道德与纪律的作用无异于空气清新剂，严刑峻法不过是小扫除或大扫除。由于门窗禁闭，市民社会的阳光和空气进不来，一切的自洁措施都只能收取暂时的成效。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维持一段时期后就必然腐败，造反者卷土重来，但又总是在同一个模式上重复，逃脱不了历史的周期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无法改变权力结构，不敢对社会开放，不允许公民权利发达。我们在反思历史经验时，不要舍本求末，太在乎那些短期效应的措施，而忽视各王朝最终都丧失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要想改变历史的周期律，我们就必须改变权力结构，让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真正进入政治对话，实现从压制型稳定向动态平衡型稳定转换。
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直至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人民、来源于人民、信任人民和依靠人民的，它的全部的力量和信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人民。惟其如此，在革命的初期，毛泽东乐观地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入中国、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民族灾难面前，他又坚信依靠人民可以通过持久战驱除日军，在解放战争中，又神奇地以少胜多，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国民党军队赶出大陆。正是人民性使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支持和热爱，使其具有无坚不推的力量。在与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深刻察觉到了新政权区别于旧王朝，可以克服历史周期律的根本点，这就是民主。现在重温起来，仿佛是对今天人们的耳提面令。毛泽东在世时时刻注意防止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可惜的是他晚年又热衷于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大民主，大民主虽然不是压制型的而极富动态性，但它完全脱离法治和宪政，是没有秩序的暴民行动，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文革的结果就是砸烂了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