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政法权利（力）结构趋向平衡[10]
如何调整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行政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从总体上看，行政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应趋于平等，行政主体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应该趋于平衡，双方的利益呈现均衡化。行政法的这种权利（力）结构性的变化，顺应了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符合
宪法要求，它是现代行政法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在行政法制实践中，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失衡普遍存在，失衡形态可大致地分为两类：一类失衡是行政权过于集中和强大，对私人事务、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控制得过多过死，导致社会缺乏生机活力，并诱致行政权滥用和行政寻租，不利于保障公民权利；另一类失衡是行政权过于分散或弱小，该管理的领域得不到有效管理，存在着权力空白或者权力不到位现象，从而出现权利滥用问题，社会无序甚至混乱，背离了行政法的秩序价值。
显然，这两种行政法失衡都不利于行政法公平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加以调整。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城市通过单位体制、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对社会行使非常强大和集中的控制权，政府统揽一切，干预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个人与社会则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立法上，一方面，当时众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将行政职权规定得非常广泛，法律规范模糊，留下很大的任意解释空间，容易导致行政机关随意扩大权力范围；另一方面，对公民权利或者不加规定，或者作简略规定，且缺乏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规定以及在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予以救济的规定。实践证明，这种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既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缺乏活力的原因，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充分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发展相适应，我国的政府职能发生了较大转变，权利（力）结构得到逐步调整，日益重视公民权利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权利性规范在法律规范体系中逐步增加，正在改变重权力轻权利、重实体轻程序状况。第二，调整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行政法律规范越来越多，有权机关逐渐意识到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手段对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性。第三，作为行政机关义务性规范的行政程序规范大量增加，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受到重视[11]。第四，立法中增加了较多的公民福利性权利规范，减少了公民的义务性规范。第五，对行政管理权限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将一部分行政权还给市场主体，将一部分行政权移交给中介组织与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同时提升这些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强调他们的“治理”作用。第六，在绝大多数的立法中，增加了公民寻求行政或司法救济的法律规范。
尽管如此，由于行政体制的惯性以及立法的滞后性等原因，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仍然过大，此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太协调，甚至一定程度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突出地体现为行政审批权的过多过滥，对公民权利施加了很多不必要限制，不仅有损于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还诱致了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寻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社会的逐步成熟，就必然要及时地对行政法的权利（力）结构作进一步调整：一则调整行政职能，进一步放松经济性管制，但同时有加强社会性管制[12]和金融监管；另则，应当尽快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扩充相对方权利，尤其要赋予相对方更多、更充分的参与行政管理的权利，营造实现这些权利的环境，以促成行政机关与相对方走向更广泛的合作。
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法的权利（力）结构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以及人们行政法制观的变化不定，与之相适，行政法权利（力）结构均衡也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因此，行政法应当随着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变化而不断通过博弈或利益衡量等市场或政府的机制，对权利（力）结构加以调整，从而保证宏观调控的奏效，社会资源在公平的基础上，得以合理配置，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四、行政管理方式趋向多样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理基本上采用“命令—服从”模式，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一个多元的、立体的、兼用强制性与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模式与之匹配。
在现代行政法中，强制性行政很可能因相对方的有形或无形抵制而有损行政功效。事实上，行政机关并不总是需要运用强制性行政来强制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它完全可以运用一些权力色彩较淡的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方式，通过促成相对方的自愿参与来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由于非强制性行政有助于改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公民参与行政管理，调动其遵守法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非强制性行政在现代行政法制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
行政奖励、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作为典型的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方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私法对公法的渗透。众所周知，民商法特别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行政奖励、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虽然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非完全对等，但是，较强制性行政而言，它们对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与意思自治的强调，更加接近民事行为。[14]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而言，一般不会直接损害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在非强制性行政中也可能滥用职权、或者违法行使职权，从而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平等对待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等，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规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就成为现代行政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