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则上，所有
宪法条文都可以在法院适用，但我更主张主要在公法的案件中适用，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对于政府的，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是政府的义务，像起诉教育部的案件，就是因为国家没有保护好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公民通过诉讼，要求政府履行这个义务。
贺卫方：司法审查机制很容易使人敏感。其实，这种过敏恰恰就是中国走向宪政道路的阻力所在。
我认为，
宪法司法化的主要意义在于：一、以司法权的方式裁判
宪法争议，从而为这个社会中的某些冲突提供和平而理性的解决途径；二、对于不合宪的具体和抽象行政行为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宣布无效，从而增进法制的统一性；三、通过具体判例推进宪政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展。重要的是，如果只是由某个机构进行文本审查，则不同法律之间的内在冲突便不会被发现。
只有通过具体的诉讼过程，那些细微的甚至微妙的矛盾方能发现和解决。
如果让法院行使违宪的司法审查权，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我们的司法机关缺少像美国最高法院９名大法官的权威，但是，并不能因为法院存在腐败行为，就不给法院应有的权力。事实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司法权威的提升最具效果的恰恰是在那些具有
宪法意义的案件中法官的独立性。
建立我国宪法诉讼机制的可能模式
记者：在上一次的专访文章中，我们列举了世界各国宪法诉讼普遍采用的两种模式，即以美国为主的普通法院模式和德、法等国家的普通法院之外另立机构的模式。有些学者反对我国采用普通法院模式，理由是，在现行的
宪法架构下，这将与立法机关产生权力冲突；由普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受理
宪法案件，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我国的
宪法诉讼机制将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