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二审程序和终局性。上诉权是普遍公认的程序保障权，但不同国家差距甚远，故《规则》规定上诉依法院地规则进行。上诉审范围限于一审法院审理的诉讼请求、答辩和反诉。上诉程序中不得采纳以前未提出的新证据，但为排除明显不公正的除外。申请人行为已尽应有的注意义务，且符合以下情形的，经新诉讼程序可宣告判决无效：法院对请求救济的当事人无管辖权；通过欺诈法院取得的判决；因在自主开示、证据开示或证据出示程序中有欺诈行为，致使存在先前不能取得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判决明显不公。在此基础上，《规则》对终局性(基本相当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作出界定，即除上述情形外，上诉期间到期后，不得对判决在程序上是否正当或实体上是否公正进行再审。
三、
民事诉讼法的国际协调：在努力与浪漫之间
有人主张，国际
民事诉讼法的统一化取得了丰硕成果。[⑨]我认为，长期以来，法律的国际统一化运动主要体现在实体法特别是商法领域，诉讼法的协调进展甚微，且前景并不乐观。《规则》发起人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但之所以把他们的努力称为“浪漫”，至少是基于如下考虑，这些考虑也可谓阻碍
民事诉讼法国际协调的主要障碍：
(一)诉讼法律制度的差异性
各国许多学者对民事诉讼规则的跨国协调持有异议，甚至认为不过只是一个浪漫的梦想。问题很简单，一是跨国民事诉讼规则能否跨越二大法系之间、以及普通法国家、大陆法系内部间的巨大鸿沟？进而，能否沟通与伊斯兰等其他法系的巨大障碍？二是以美国民事诉讼结构为基础制订《规则》是否可行？不同法系之间、同一法系不同国家之间、乃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诉讼法存在不容忽略的差异，法院审判适用法院地诉讼法早已成为公认的法律选择原则，因此程序法协调的必要性就显得并不十分迫切。
诉讼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很自然地令人怀疑到民事诉讼规则协调和统一的可能性。或许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鸿沟并非人们想像得那么深，但也决没有哈扎德、斯托姆等人想得那么简单，各国法律制度间的区别远远不是“形式上和术语上的差距”。比如，尽管美国证据开示程序被滥用，诉讼拖延现象突出，诉讼成本持续攀升，为此美国于1980、1983、1993年对证据开示程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改革，但《规则》规定的证据开示仍基本上参照美国制度。这种证据开示与其他国家类似制度(如德日的争点及证据整理程序、我国证据交换制度)要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有关证据开示的分歧远远超出了起草人的预想，诸如以下分歧《规则》及解释皆未说明：(1)证据开示，是纯粹当事人及律师之间的事情，还是可以由法官主持，正如我国法院一样；(2)与上述问题相联系，证据开示方法是借鉴美国的多样性，还是不必太复杂；(3)证据开示范围究竟应确定在什么界线，是否应借鉴英国的做法，把范围确定为书证，还是象美国那样包括证人证言，甚至物证、检查身体和精神状态，证据开示是否包括请求自认；(4)证据开示的次数是否应作限制，如何限制；(5)证据开示不是一种单一的制度，而是一整套庞大的规则，且与其他制度密切相关，如审前程序、证据失权、证明责任，与诉讼模式也具有内在关联；(6)证据开示的法律后果究竟包括哪些，只是作出不利于未遵守开示请求的当事人之推断、扣押书证或物证，还是包括经济制裁，甚至可以判其藐视法庭、驳回与开示程序相关的诉讼请求、答辩或主张，直至作出对其不利之判决；(7)甚至在许多国家并无完全与“discovery”对应的程序，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种程序，进而这一词汇的中文翻译至今仍无定论，[⑩]想必在其他语言中也难免发生争论。
(二)民事诉讼比较研究的薄弱性
上述“证据开示”的例子，《规则》只是笼统地规定，并在解释中泛泛比较。可以推断，在制度设计前，起草者几乎没有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作为辅助性证据，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过这一项目组就某一
民事诉讼法问题提出过有深度比较研究报告。仅仅如同本文第二部分那类概括性比较——几乎相当于教科书式的比较，不过只是蜻蜓点水，无法触及各种法律制度分歧之核心，无助于民事诉讼国际协调的目标。
